中美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智能电网绿色低碳智慧交通、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低碳智慧城市，气候友好型农业，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绿色金融、碳市场等领域，双方都有合作基础。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碳中和框架下中美博弈更趋激烈。

 

美国政府会将贸易与气候挂钩，采取强有力的新措施来阻止其他国家违背其气候承诺，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或碳排放配额，对合作伙伴承诺实现增强的巴黎气候目标提出条件。目前美欧双方正合作推动全球新的碳标准和碳边界调整机制。此外，美国将根据合作伙伴在气候保护方面所作的承诺来制定未来的双边贸易协议。设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征收“碳关税”来限制来自中国的大宗高耗能、高排放商品的进口，缩小对华贸易逆差。

 

与产业政策挂钩。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将不允许其他国家不顾环境污染的发展经济，将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高的产品征收碳调整费或配额。

 

通过碳中和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建设一个现代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一个公平的清洁能源未来”文件中，拜登认为，我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已超越美国，美国应该加快自己的研发，重点发展电动汽车的国内供应链，重新定位美国汽车工业，进而赢得21世纪竞争。

 

与此同时，中美气候合作会受到美方政策易变性的影响。美国两党在气候政策上按党派分野，且围绕气变问题上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激烈。因此，从长期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交替变化的气候政策证明了这一点。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拜登政府2021年又“回归”。倘若4年后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有很大可能又发生大调整。

 

在能源政策上，美国两党有各自不同的战略考虑：民主党支持多样化的新能源政策，希望开发核能、生物能源、太阳能等各种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而共和党则更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主张开发近海石油和内陆石油、页岩气等。能源政策明显带有党派之争的色彩，而背后更有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可见，未来美国气变政策和能源政策仍会给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带来较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