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将面临哪些挑战？专家这样说！
南方Plus / 2021-04-25 23:26:50
今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在4月22日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强调，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
我国向碳达峰、碳中和迈进过程中主要将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过程中将发挥何种作用？日前，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气候变化-人类共同的挑战”圆桌研讨会上，来自官产学界的与会人士就上述话题展开探讨。
气候治理不是“零和游戏”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主任柴麒敏认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政府和全世界人民对气候变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碳中和”成为政府和企业对应气候变化的主要话题。气候变化并非单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够依靠自身能力就能完成的议题，而是目前全球面临的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挑战。各方携手合作才能切实推动问题的解决。
“气候治理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有未来增长的空间。”柴麒敏认为，气候治理并非仅仅包括“减排”等“做减法”的议题，也包括新能源产业、电动企业、储能等新经济形态，以及绿色化、数字化等新的时代特征。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给予了各国参与相关合作的平台和契机。
柴麒敏介绍，据联合国秘书长统计，到今年年底，约有120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参与实现“碳中和”的行动中，总排放量占到全球排放量2/3以上，经济总量占全球7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有超过300家大型企业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特别是碳中和，这为进程注入了非常多未来可合作的因素。
柴麒敏还表示，中美两国气候问题特使日前在会议上专门提到第三方合作，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等问题，更多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对实现碳中和有大量的资金需求。这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也包括市场的开放，有更多国际的资本能够参与到投资过程当中来。
“控碳”问题是“发展权”问题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全认为，目前，我国能源活动占整体碳排放的88%，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占40%。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最终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工业、建筑、交通、电力能源领域等各行各业共同承担责任。
“对能源电力行业来说，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的40年中，“十四五”时期将占有重要地位，是探索和研究下一步路径的非常重要的5年。”张全表示。
张全介绍，我国用电需求的达峰可能在2030年后达到，但电力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预计到2040年进入相对饱和状态。电力系统在碳达峰、碳中和任务中将非常重的任务，需要推动能源清洁和低碳转型。风能和太阳能作为新能源未来要充分利用，电力系统也需要从高发电测和用户侧上分别发力促进新能源发展。此外，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机制至关重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能源首席研究员左前明指出，西方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都是经过工业化之后的“回头看”，而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去年我国全社会使用了50吨标准煤，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60至65亿吨；我国目前人均用电量为每年600至700度，是美国的1/3至1/4、日本的1/2至1/3；西方国家的碳达峰过程包括将高耗能制造业和传统产业转移，而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我国一次能源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也同欧洲存在差异。
左前明认为，控碳问题也是发展权问题，为了维持整个城镇化、工业化继续推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能源活动需求有较大空间，处理好发展和控碳的关系格外重要。
碳达峰、碳中和应放在一起看待
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多的是发展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结合，其中也存在大量产业机会。碳达峰、碳中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二者也应联合看待，而不是分开来研究。
傅莎认为，由于碳达峰是相对较近的目标，部分地方出现了“攀高峰”现象，导致一些重点项目的上马“抢时间”。“我们不是为了达峰而达峰，碳达峰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碳中和。”傅莎表示，我国需要30年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变，而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我国大量技术迭代需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意味着我国不仅需要建议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实现系统性、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变革。
傅莎认为，碳中和、碳达峰引发的变革，将影响到企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层面将超出个人的想象。例如，能源版图的变化将带来产业版图的变化，部分省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同时，技术、供应链、成本沟通，及不同利益方在整个系统中的角色都将发生变化，预期将导致整个社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既需要每个人提前适应和应对，也相应地产生了更多机会。
傅莎分析，为了能更好地适应变革、抓住机会，政府应给予长期、明确的政治信号，具备分阶段的政策目标，避免“朝令夕改”；通过创造相应的市场，以相应的价格体现、标准和补贴以营造市场环境；通过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提前准备和应对来帮助我国企业更好的转型。
文章选自南方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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