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一个变量。“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将呈现若干新特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

 

其一，总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

 

我国宽口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15-64岁）于2013年达到101041万人的峰值后，开始逐渐减少，到2023年下降至96228万人。总人口数量亦于2021年达到141260万人的峰值，此后开始由升转降，2023年下降至140967万人 。

 

“十五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主要作用于供给端，一方面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整体就业压力；而总人口数量下降将进一步作用于需求端，对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造成挑战 。

 

其二，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龄化。

 

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时称为“老龄社会”（aging society），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时称为“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 。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1676万人，在总人口中比重达到15.4%，按照上述标准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加深。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区域的老龄化进程并非均质化的：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整体上高于城市地区。从城市内部来看，沈阳、长春等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年轻人口大量流出的城市，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在财政和社会保障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医疗、养老支出大幅增加，对社保账户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在金融方面，由于中年群体一般而言是净储蓄者、老年群体一般而言是负储蓄者，因而老龄化会拉低经济整体的储蓄率；同时由于老年群体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老龄化还可能拉低社会整体的风险偏好，抬高金融产品的风险溢价。在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老龄化对小区物业、医院、市政交通、公共厕所、公园等设施的适老化配套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其三，生育意愿下降和少子化。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逐年减少，2023年出生人口数为902万人，仅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半左右。

 

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的背后，既有生育年龄人口基数收缩的原因，也有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2024）”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总合生育率已降至1.0。这一数字不仅大幅低于2.1（更替水平），而且在主要国家中也明显处于过低水平。

 

造成年轻人生育意愿偏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跨国比较研究显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人们倾向于更加重视生育小孩的质量，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形成“替代效应”，导致生育率下降成为普遍现象。

 

二是具体到我国当前，生育、养育、教育综合成本较高，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生养小孩会显著加重家庭的支出负担。

 

三是就业压力较大，青年失业率偏高，加之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对婚育年龄女性的歧视，导致青年人推迟婚育决策，害怕因生育小孩而影响职业发展。

 

生育意愿过低和严重少子化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可持续发展，“十五五”时期，生育政策的重点应由前期以放松约束为主，加快转向更为积极地以鼓励生育为主，着力缓解生育率下降的势头。

 

其四，人口代际结构转型。

 

我国的人口代际结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由于不同代际人口在人力资本禀赋、消费—储蓄偏好、劳动—休闲偏好、家庭和婚育观念、创新创业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人口代际结构转型对诸多经济变量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中，代际之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的影响在“十五五”时期尤为凸显。从总量上看，“十五五”时期退出劳动年龄区间的人口数量大于进入劳动年龄区间的人口数量，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总量就业压力可能有所缓解。

 

但从结构上看，与退出劳动年龄区间的人口群体相比，“十五五”时期进入劳动年龄区间的人口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更高，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明显更高，对就业岗位和薪资报酬的期待也更高。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结构性就业压力在“十五五”时期仍将延续。

 

其五，人口在地区间大规模流动。

 

流动人口数量大、占比高，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人口学特征。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37582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6.04%。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098万人 。预计“十五五”期间，流动人口数量大、占比高的现象仍将突出。

 

一方面，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要素实现优化配置的必要过程，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人口大规模流动也对经济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如社会保险费缴存地和使用地不一致、基础教育学位等公共服务在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供需失衡、建设用地和碳排放权等指标的行政配给式分配机制所造成的扭曲日益加大等。

 

其六，家庭结构小型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决定社会形态的基础单元。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传统上大家庭聚居的家庭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1990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96人/户。此后家庭户人口逐渐减少，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家庭户平均规模已下降至2.62人/户。

 

由于异地上学和就业、平均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人户家庭和二人户家庭占比大幅上升，小家庭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家庭形态。

 

除了对房地产户型、家具家电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直接影响之外，家庭结构小型化还会降低微观个人和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社会整体面对自然灾害、失业等冲击时的韧性，从而在宏观层面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