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量子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

 

人工智能成为引领颠覆性创新的核心领域。从ChatGPT到Sora再到ChatGPT-4o，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推动形成生产率增长的新浪潮。

 

量子科技催生技术范式变革和创新。量子计算超越传统计算极限，为人工智能、资源勘探、药物研发、密码分析等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更为强大的工具。量子通信具有极强的抗干扰和隐蔽性能，成为推动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量子测量在微弱电磁信号检测、绝对重力与重力梯度测量和软硬目标探测识别等领域为众多行业赋能。

 

生命科学拓展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发展空间。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催生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脑机接口技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无创的直接连接并实现实时信息交换，呈现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

 

大国对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砌筑 “小院高墙”，扩大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甚至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联合西方盟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及软件对华出口，并以人工智能为战略制高点对我国进行降维式打击。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以往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的特征，转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加之拥有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原有的竞争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迫切要求大国间加强合作，防范其在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权益、制造安全隐患、加大“智能鸿沟”等方面的风险。

 

（二）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

 

在经历了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全球性通胀的冲击后，全球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增长仍然乏力。从中长期看，受人口老龄化、债务持续攀升、收入分配失衡、生产率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内全球经济增速都将保持在3%左右，不仅低于疫情前2010— 2019年3.8%的年均增速，更是明显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2001 —2007年4.4%的年均增速。从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正在由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转向 “三高一低”，即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和较低增长的格局。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将加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G7国家占全球份额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整体实力增强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到2035年，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

 

全球增长格局变化，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加速崛起，为我国加强与“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继续拓展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2023年6月全面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通过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跨境物流便捷等效应，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东亚产业和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和占全球份额的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位势将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和边际影响将持续增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将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挑战。美国、欧盟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相继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可能继续对中国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以弱化和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于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考虑，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变化客观上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带来新的挑战。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以成本、效率为主导转向以安全、稳定为主导。为了降低本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基础产品和技术所面临的断供风险，一些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引导跨国企业主动调整战略、分散投资，推进能源矿产等来源地和运输通道多元化。美国联合西方盟国以“去风险” 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拜登政府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半导体材料、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工具、人工智能芯片等实施严格出口管制，并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紊乱，加剧全球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承接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压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我国既面临严峻挑战，也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拓展空间。受益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为我国发挥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创造了条件。从供给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正在从中低端加工制造基地转向中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上升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将增强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对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从需求看，我国对外部商品和服务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已经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将更加紧密。从结构看，我国与发达国家水平分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加强，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份额相对提升。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和“在岸化”，推进“友岸外包”和产业回迁，实施“中国+N” 战略，也将使我国面临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