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特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所谓的“撒切尔革命”；接着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经济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成为主流。在这之后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反恐；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四是本世纪初发生的互联网产业革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劳动力同日本、中东一些国家的资本，加上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形成一个环流，使整个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实现较快发展。

 

但由于资本和技术流动快于人才流动，所以资本在全球配置的同时，欧美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中产白人失业率增加、收入停滞，国家之间出现南北分化，人群之间收入分配趋于恶化，这导致了在政治上民粹主义兴起，经济上则是逆全球化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

 

2007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的转折点。有人说，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场美轮美奂、盛况无比的奥运会，而美国则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整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经济逆全球化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全球出口额1998-2008年的年均增长是10.4%，2009-2020年的年均增长仅为1.5%。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来看，1997-2007年的年均增长为20.1%，2008-2020年的年均增长是-3.8%，2020年下降42.3%。

 

第二个特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大国在战略性新兴技术经济领域的竞争加剧，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上，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变革，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等。可以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人工智能、5G通信和物联网等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过去落后的国家都在大踏步赶上，但是有一些老牌西方国家却没有赶上或者对这个领域重视不够，比如说欧洲整体上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领域滞后于大趋势，现在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个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这也是对“十四五”规划影响比较大的全球性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通过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但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疫情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这场疫情导致了人流、物流的阻碍，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所有接触性行业面临停产停业，各国经济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3.3%，较2019年下降6个百分点；在G20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土耳其实现了正增长。很多专家认为，疫情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世界，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于疫情冲击，各个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特别典型的如美国，在2020年推出了五轮财政刺激政策，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又推出了第六轮救助法案，达到1.9万亿的规模。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认为，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呈现“三低两高”的局面，所谓“三低”就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近期通胀有抬头的趋势），这是属于一种趋势性变化还是短期变化，现在还很难讲清楚；“两高”主要指高政府债务和高收入分配失衡，这是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长期来看，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蕴藏着一些机遇。挑战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实施大规模宽松政策，推动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以及超低利率的负面效应凸显，导致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本国经济政策的空间缩小。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病毒变异影响疫苗接种效果，下一步的经济复苏难以预料。另一方面，疫情带来脱钩风险，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从2018年3月开始频繁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后来发生中美贸易战，直到现在采取了很多脱钩政策，而且疫情影响加剧了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当前中国面临的脱钩问题，在科技领域或者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是个什么局面呢？一方面，为了防止脱钩带来的冲击，我国必须有所应对；但另一方面，当培育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时候，就使脱钩成为现实。本来希望避免脱钩，却造成了事实上的脱钩，我称之为“脱钩悖论”。这对下一步的宏观政策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主要是挑战。从机遇上来讲，疫情让大家突然感觉到，虽然人流不能动，但是网上的视频会议、线上会议比过去更方便了，数字经济等很多过去想不到的领域现在也开始发展，像线上教育培训发展的速度比过去快得多，所以既是挑战也有机遇。

 

第四个特点，世界经济东升西降，大国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总体来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发达经济体在相应降低，无论是按照市场汇率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这种趋势都比较明显。按市场汇率，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达到40.2%，IMF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42.9%；按PPP计算，到2025年预计达到60.2%。第二个方面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2020年底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超过70%，由于中美两国经济总量日益接近，在美国的草根和精英阶层中，对中国的警惕明显增加，增强了斗争、遏制的一面，合作的一面则在减弱。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随着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这种情况还会加剧，这也是我国面临的大背景。

 

第五个特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特朗普上台之后，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政策，使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效能减弱。多边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很多国际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构法官人数不够，很多本来应该通过国际组织裁定的事情，最后都无法解决，因此整个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从治理对象来看，传统领域需要改革和完善，在贸易、投资、货币和金融等传统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尤其是数字贸易、数字货币和科技金融的监管和治理体系；新兴领域需要填补空白，比如太空、深海、极地和气候等领域的治理规则。

 

讲完了国际环境，我们再分析一下国内目前的有利条件和风险挑战。从有利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2020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过100万亿元的规模，换算成美元是14万亿多，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大关。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现在的17%，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都在明显提升。我国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5000多公里，高铁发展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差不多有15万公里，大家出行比过去方便了许多。有人讲，现在是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入村、快递入户。总体上，“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基础夯的比较实。

 

第二，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无论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还是从整个工业体系来看，我国整体水平都比较高。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降到了10%以下，只有7.7%，工业是37.8%，服务业提高到了54.5%。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第三，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现在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我国在不少门类或者产品的消费上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比如汽车、酒类和奢侈品。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全球的40%，电动汽车占全球市场的64%，半导体占全球市场的46%，光伏面板占全球市场的50%，高铁、数字支付系统本土市场占有率超过90%。我国在不少新兴产业比如数字经济产业、平台经济产业等方面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也是一些小市场、小国家和小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四，我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从研发投入来讲，自2013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投入国，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与欧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另外，大家熟知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和量子信息等领域，从过去属于跟跑到现在有的领域已经进入领跑行列。还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5G通信和移动支付，我国在这些领域均居于领先地位，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第五，我国有独特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首先就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不断完善，法治不断健全完备。总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构筑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政治优势。

 

第六，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去年达到32.2万亿元。疫情期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升，在不少领域都有新的进步。中国社科院有专家专门就去年疫情以来的产业链变化和不同市场占有率进行了详尽分析，结论认为我国不少领域的产业竞争力都在提高。

 

以上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及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第一，中美关系变化及其引起的整个国际环境变化。这是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可能也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的调整。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部分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在一些领域还有新的发展。比如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政府不断拉拢日本，拉拢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国家，拉拢欧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这一点拜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但总的对华战略是继承了原有路线。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各个方面不断给我国制造麻烦，而且不会就此结束。例如，美国挑起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意在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后一段时期，在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我国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

 

第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准确地讲，是少子老龄化问题，这需要妥善处理。我国现在不仅是老龄化在加速，同时出生率在下降，这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制约。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长期跟踪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深入分析了人口变化、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总体而言，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不深化改革、不从制度方面挖掘新潜力，潜在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第三，潜在增长率下降将对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带来深刻影响。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多风险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情况下消化，也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但是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的话，很多在过去能解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比如高债务问题、高杠杆率的问题，等等。

 

第四，缩小收入差距与保持经济增长的权衡，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调整分配领域的一些政策，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需要进行调整，这是需要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

 

第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按照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减排压力很大。如果我国不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就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如何把绿色发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就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和挑战的内涵都有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本文摘选第378期长安讲坛谢伏瞻院长的演讲全文  来源：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