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美冲突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在金融领域对我国的打压、制裁未来可能进一步升级；相对于贸易领域，金融是中国相对的短板，金融领域的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更广泛。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以来，“战场”从最初的贸易领域逐步蔓延至金融、科技等领域，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成为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中国抗疫的优异成绩凸显出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他们转嫁矛盾、甩锅中国，在金融、科技等领域对 中国的打压有增无减，我国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美国对中国发动局部或全面金融战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美国有可能在以下领域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一是基于长臂管辖获得法理依据，对中资金融机构以及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进行打压，或阻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此前中资的丹东银行和昆仑银行便是美国长臂管辖的典型案例。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要求加严在美上市外国公司向美国监管机构披露信息的义务， 可能会严重阻碍中国企业赴美正常上市融资。二是发动汇率战，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达到影响中国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进而冲击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目的。三是利用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主权及企业信用评级， 迫使提高融资成本直至引发债务危机。四是如利用资本力量做空中国货币、股市或债市，引发金融动荡，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和香港的案例等。五是逼迫中国大幅度开放市场、过度自由化和金融化。六是通过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做实美元霸权，切断中资金融机构与 CHIPS 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使其无法进行跨境美元业务。金融战和贸易战有所不同，预期的力量非常强大，除了金融机构自身要实力过硬，还需要有充分的预案稳定金融市场。这都需要我们对金融战的范畴、表现和应对有足够的认知和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港版国安法出台以来，美国围绕香港问题持续打压，干扰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运行。2020年5月21日全国人大宣布香港国家安全法立法，次日恒生指数下跌逾 5%、上证指数下跌 1.89%，沪深股通资金流出 33 亿元。美国随后抛出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包括美国政府威胁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拟对所谓 限制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对与其有资金往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等。这些举措严重影响到投资者预期波动，在港金融机构行为趋于谨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给我国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平稳、安全运行带来挑战。

 

二是金融双向开放持续推进，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播的能力不足、认识不够、储备有限。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双向开放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规范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倒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投融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金融双向开放加快推进过程中，对潜在金融风险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应对风险的能力、工具还不足，进而可能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较大挑战。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会对国内金融机构业务模式、盈利能力、管理水平等造成冲击。一些规模小、效益低的国内金融机构可能会因难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二是对国际经济、金融、法律等规则了解不足可能带来较大风险。我国过去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金融环境，国内机构和投资者对国际规则和业务国规则缺乏了解和尊重。2020年中国银行原油宝期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三是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水平总体而言仍然偏低，随着未来开放水平持续提高，大规模资金跨境流动的风险值得关注。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 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 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 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 到 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来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以 A 股市场为例，目前外资持股占比在 4.6%，如果提升至 10%、20%、30%，以目前 80 万亿的股市市值来计算，分别意味着有 8 万亿、16 万亿、24 万亿的外资资金持有 A 股，当出现重大事件导致大规模资金跨境流动时，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底线是否能够守得住，还很难预料。

 

三是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一些新型金融风险开始出现或酝酿，比如在垄断问题、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领域，可能给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一是一些数字金融新业态、新模式在功能和法律界定上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划拨到已有业务类型、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导致野蛮生长，防风险难度较大。如针对数字货币，各国对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及法律属性存在较大争议，监管主体的差异也带来监管政策和实践的分歧。再如网络互助近年来快速发展，截至 2019 年底，我国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加入成员已达 1.5 亿人，互助金额超过 50 亿元。市场和监管机构目前普遍认为网络互助既不符合保险的法律特征，也不符合现行监管对相互保险的定义，网络互助的基本属性是风险分摊，不具备风险转移的本质。二是数据开放共享与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新常态，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治理等成为金融安全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三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加速向各个领域渗透，混业经营可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他们经营模式和算法趋同，如果风险管理不到位，面临市场冲击时可能会出现羊群效应， 放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容易积累形成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确保金融安全底线，守护金融安全，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须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快推动海外上市高质量公司回 A 股战略，不仅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的必要举措，更是确保我国科技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在境外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是美国等国家长臂监管的潜在对象，随时可能以任何理由发起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调查或制裁，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科技安全和金融安全。高质量企业回归 A 股是确保我国科技和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第二，短期来看，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这与长期中坚持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方向并不矛盾，要做到循序渐进、有节奏开放，掌握好开放的主动权。第三，中国金融机构要苦练内功， 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核心竞争力；金融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能力、改革监管体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适应国内改革、国外开放以及应对外部严峻挑战的需要。第四，加强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监管， 寻求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