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他强调，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 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疫情以来，相比于发达国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货币政策的放松显得较为克制谨慎。据了解，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适用力度，以期实现对特定经济领域的精准滴灌。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货币政策能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

 

易纲还表示，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金融体系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易纲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更加积极主动作为，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此外，要警惕外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国家央行的职能出现一定扩容，不再仅关注货币政策，也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统筹考虑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国亦是如此。易纲对此表示，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

 

今年央行年度工作会议明确， 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在论坛期间，不少学者、金融机构高管都提醒要警惕发达国家宽松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的压力。

 

王一鸣表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的零利率（0~0.25%）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 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并推升本币汇率。如果美国经济超预期反弹，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则又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的资本大规模流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和金融市场动荡。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提醒，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定，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超常规政策形成长期潜在影响。全球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采取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扭曲了传统资源配置和投资估值，增加了市场波动和信用违约概率。金融风险高关联问题更加凸显，金融风险顺沿网络链条快速传播，产生市场共振的可能性加大。“金融机构应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强大风险管理体系应对各类外溢风险。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预判，持续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数字化风控水平。”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则认为， 回顾长达12年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 如果说宽松的初衷是解救危机、提振经济，那么从数据结果上看，经济没有显著提升起来，相反，资产效率不断下降，资产价格持续膨胀。这种背景下，可能我们就必须考虑退出宽松货币了。这个政策在2008 年应急时候是必要的，但是长期看来，这至少不是有效且可持续的方式，会产生很多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