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 万美元，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预测，203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那么进入人均 GDP 万美元时代，旅游休闲度假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根据我们对日本、韩国的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 1964-1973 年，人均GDP（按 2018 年可比价格）从 9662.84 美元上升到 17780.99 美元，十年间日本出境旅游人数增长了17.88倍，年均增长高达37.77%。韩国在1986-1996年，人均 GDP（按照 2018 年可比价格）从 6975 美元上升到 15056 美元，出境旅游增长了 10.21 倍，年均增长高达 26.17%。出境旅游数字最能反映一个经济体高端休闲度假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同是东亚国家，历史文化背景相似，消费传统理念也非常相似，比如都有“穷家富路”的说法；而且与中国一样，都是后发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的途径上也与我国非常类似，都是从世界工厂、低端服务逐步转向发达国家的。日韩在人均 GDP（按照 2018年可比价格）一万美元附近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认为工作是唯一目的，旅游休闲度假逐步成为最高消费比例的消费；政府也开始通过发展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等主动迎合居民消费重点的变化；民营资本更开始大量投资旅游休闲度假产业，日本的迪士尼、韩国的造星公司大都是在此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旅游休闲行业的。此外，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比较，我们发现，越是后发的经济体，在按照 2018 年可比价格同样达到一万美元左右时，其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水平相对越高。这是因为后发经济体在同样 GDP 水平下，其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等方面都大大超前于前发经济体。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高端旅游休闲度假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同时，最近这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基尼系数相对较高，造成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2018 年、2109 年中国出境人数分别为 1.62 亿人次和 1.69 亿人次，出境花费总额分别为 2773 亿美元和 2546 亿美元，人均花费超过 1500 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期我国的入境旅游收入分别只有区区403 亿美元和 358 亿美元。按照正常估计，2020 年我国出境人数将达到 1.75亿人次，花费总额将达到 300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当年 GDP 的 2%。2020 年新冠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带病复工”，这决定了疫情不可能在未来一两年结束，而中国是极少基本上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未来中国旅游很有可能出现“孤岛效应”，那些相当于 GDP2% 的出境旅游需求，将有相当部分转为内需。最近我们的调研也发现，从 2020 年 7、8 月份开始，很多高端旅游消费，如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都是量价齐升，这说明出境旅游消费正在回流。而这种回流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未来将对我国国内旅游业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必将对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十四五”，特别是“十四五”前期将是我国高端旅游休闲度假发展的关键时期。

 

以人民为中心是十九大提出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进入小康社会，国民的旅游休闲度假需求将爆发式增长，为此我们必须调整理念和政策，适应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健全宏观治理体系尤其是完善宏观政策体系的难度不小。这是因为，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需要把宏观调控提升到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跨周期政策设计和政府市场良性互动的宏观经济治理上来。这就要求包含于宏观政策体系中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推进结构调整的优势，积极主动作为。财政部门也提出自觉把财政资源配置、财政政策落实、财税体制改革放置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考量和谋划。为此，我们认为财政如何发力需注意以下关键环节。

 

第一，必须树立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新理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旅游需求不再仅仅是观光旅游，而是观光、度假、休闲、探险、体育等全面的需求，休闲度假消费也将有一个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不仅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对于我国形成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转变那种认为旅游休闲度假是不务正业的观念，树立休闲度假旅游是全面小康生活目标的具体化，休闲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是进一步丰富全面小康生活具体指标的观念。休闲度假时代的到来，对政府和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旅游政府部门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时代的到来。因此转变整个社会，特别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休闲度假旅游发展理念至关重要。

 

第二，健全国民旅游休闲度假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随着旅游消费升级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旅游休闲业态和旅游客群正在快速崛起，并成为旅游休闲度假的主体，以及各地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之一。以建设购物中心、步行街、文化街区等载体为突破口，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和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是健全国民旅游休闲服务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未来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配置休闲度假相关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20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核心就是转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方式，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反思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资金、信息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人均GDP 只有两三千美元时，出境旅游即开始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资源不能按照市场的方式配置，造成国内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很多需求是被挤兑到国外的。我国旅游业内部制约几乎为零，外部制约（土地、资金、信息等）与其他行业一样多，因此旅游业的所有改革突破都将是对外部制约的突破，这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2014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实际上就业希望旅游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阵地。旅游业也不负众望，在2015 年底推出了以启动基层改革带动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理念的全域旅游。“十四五”要继续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手段，突破制约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切障碍，让旅游休闲度假投资能更加顺畅，为国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旅游休闲度假产品。

 

第四，加强休闲度假旅游产业规划编制，适时出台新时代国民休闲规划。2013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对于全社会转变观念，推动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就是 2015 年国家旅游局在纲要指导下颁布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并于同年推出了第一批 17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的建设对我国高端旅游度假区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前期，应针对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完成两个百年目标，新的阶段特征，尽快推出新时代的国民旅游休闲规划，转变发展理念，破解旅游休闲度假产业发展的各种障碍，引领旅游休闲度假产业的有序发展。

 

第五，重视新科技、新技术在休闲度假旅游发展中的运用。新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化、虚拟化、电子化、网络化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新技 术正加快在休闲旅游服务中的渗透，特别是 5G 时代来临，智慧旅游建设再提速，大数据应用、线上直播、AI 技术等在旅游度假中变得越来越常见。疫情期间，浙江能最早开放旅游，就与其城市智能化建设不无关系。当前，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的地区，通过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在旅游信息发布、线路组织、旺季人流预警与提前分流等方面做出了表率，疫情期间，“无接触服务”成为焦点，这给机器人技术在旅游行业的应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对新科技和新技术的应用将有更大的需求，未来随着 5G 网络在全国各地更大范围、更快速度的铺开，新技术将为休闲度假产业带来全新的变革。进一步打通新科技、新技术在休闲度假领域的应用渠道，对于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进一步完善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治理体系。“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明确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三五”期间文旅部利用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从启动基层端发力，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更应从制度上明确，促进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是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应有的工作职责（比如有些地方将旅游发展的相关指标纳入党政领导和各部门的考核当中就是很好的做法），并从理论层面上系统研究休闲度假旅游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含义和实现路径。休闲度假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手段的综合化。发挥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民营企业、社会大众、旅游者等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等各种手段，建立立体、高效的休闲度假旅游治理体系，构建休闲度假旅游业现代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在旅游行业的具体体现，这些也是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作者：戴学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委员会委员，国家5A级景区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北京旅游研究基地特约专家，福建省等地旅游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等社会兼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旅游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等。

 

（原标题：戴学锋：“十四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