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后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划。研究“十四五”时期外贸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对于探索实现贸易强国的新路径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尚未从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2019 年COVID-19 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又进入了战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组织最新预测显示，世界经济已进入深度衰退，2020 年世界产出下降 4.9%，发达经济体下降 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 3%；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 年世界贸易下降 9.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2020 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 49%，发达国家降幅（75%）超过发展中国家（16%）。2020 年12 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20 年上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三分之二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或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主体，2019 年在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中占比分别为 53.9%、64.5%，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冲击，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超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意味着国际市场将大幅萎缩。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五个优化为抓手，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国外市场布局明显优化，2019 年对新兴市场出口占比大幅提升，达到 49.2%，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提升至 29.4%，但发达国家仍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中的占比达 37.8%。“十四五”期间，在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未来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稳外贸、稳外资等“六稳”和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六保”任务将面临新的挑战。

 

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与挑战，“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应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引发国际贸易规模、内容、结构、速度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国际贸易交易主体将由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到数字产品贸易。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2019 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1.54 万亿人民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 5.41 万亿人民币，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12% 和 6.6%，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能否把握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大势，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关键是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实现数字化转型，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制定旨在提升技术、推动生产和服务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发展战略与规划，发挥规划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推动企业打造新型数字化供应链体系。二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制定数字政策和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数字化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在开放中保护国家、企业、个人的信息安全。

 

三、国际经贸规则重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挑战与改革开放双轮驱动

 

当代全球贸易规则处于重大调整中。WTO 改革、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国际货物贸易规则细化、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完善，国际贸易经贸规则重塑将形成全球贸易新版图。

 

目前国际新一轮高标准开放已经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转移，即由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措施开放，向边境内的体制、规制和政策转移，如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竞争中性政策等。在美欧日经济体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合作协议（日欧EPA）、美墨加协议（USMCA）等区域和跨区域谈判重塑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获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制度竞争中，如何形成我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迫在眉睫。

 

顺应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我国应实行改革开放双轮驱动。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国内经贸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三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四、全球环境风险突出、贸易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全面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对未来十年全球主要风险的预测展望显示，与十年前经济风险是首要风险不同，环境风险将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环境风险突出表现在极端天气、应对气候变化失败、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人为环境灾害。

 

从贸易与环境来看，近年来，我国虽然已经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但自 2006 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年排放总量的 28%。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欧美酝酿已久的碳关税动议一旦生效，将对具有高排放、高耗能特点的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等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冲击。

 

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目标。WTO 强调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应对全球环境风险突出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一要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推动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协调，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二要实行绿色生产，发展绿色贸易，按照国际先进的环保标准进行生产和制造，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三要推动绿色投资，设立外资引进红线，严禁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减少高碳、污染性对外投资，实行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范围的开放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更宽领域的开放将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深层次的开放将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赋予上海等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实行差别化探索，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促进商品、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跨境自由安全便捷流动，稳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树立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一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二要在数字市场开放中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三要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

 

 

（原标题：赵瑾：“十四五”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