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我国经济仍处于战略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宏观经济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我国经济仍有条件和潜力保持较快增长。“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人口老龄化指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应充分激发人力资源潜能，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应结合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发挥制造业供应网络产生的配套效应、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完善我国产业链的自我循环能力。要继续培育我国各经济主体开始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在需求层面上，应完善需求侧管理，促进发挥我国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的需求引导作用，实现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而不断升级。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应加快构建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增强国际投资吸引力。对外推动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实施,更好发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平台作用，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其他自贸协定和CPTPP谈判进程。对内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扩大和推广国内自贸区开放有益经验，在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广泛领域，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我国拥有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因此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实现持久有效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改变过度依赖出口、“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扩大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规模，逐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这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上表现为缩小储蓄-投资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首先是逐步降低居民储蓄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壮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让14亿人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其次，从供给端看，需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对高品质产品的厂商提供更多激励，提高国内消费品市场的质量，健全消费者保护制度，增加我国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偏好。最后，在国际贸易规则下，降低进口关税，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常账户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将从2019年的60%上升至65%左右，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农村农民的需求。通过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市群、大湾区发展战略促进新的均衡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开放包容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避免恶性竞争，加强分工，深化专业化发展，是促进民生改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工具，更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经济保持合适增长速度的动力源泉。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构建完整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创新资金支持体系、创新创业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强大市场和某些应用层面的比较优势，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可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农业、制造业、流通产业和服务业现代化紧密结合，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制度，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国际税收制定。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绿色中国。遵循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产业发展；按照“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微观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发挥基础性的核心作用，政府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

 

 

首先，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其次，把住房消费当作决定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过高的房价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挤占企业在其他实体经济的投资。最后，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更充分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投资和消费。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宏观经济的新动态均衡将牢牢守住经济安全的底线。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化解因收入差距过大而隐藏的社会矛盾。二是落实能源产业发展和碳减排战略规划，健全能源储备体系，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继续完善多元化石油进口策略，保障能源安全。三是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和服务体系，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在国内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多中心、密度更高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五是中长期财政平衡奠定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安全的基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一致，有助于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实现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财政债务负担过快上涨。六是保持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持物价、股市、汇市、房地产市场稳定，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收支均衡，促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升，从中长期促进我国人民币汇率趋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