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面临疫后重建，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宏观经济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保守估计，至“十四五”末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超过14000美元。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暴发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超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截至2021年1月中旬，全球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例超过9千万人，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0万人。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6.8%，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季度经济增长记录；美国经济二季度负增长9%，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欧盟、日本、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均超过10%以上。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令人失望的十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根据经济增长基本驱动因素的趋势预测，2020-2029年，全球经济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低0.4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低1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大流行迫使许多国家采取大封锁（Lockdown）措施，扩大社交距离，导致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学校关闭，工商业活动受到冲击。叠加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除非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或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否则全球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十年的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比流行病暴发前的预期再降低0.3和0.6个百分点。以总产出衡量，在疫苗顺利接种的基准情景下，预计2025年全球产出将比疫情暴发前的趋势预测值降低5%，2020-2025年累计损失大约相当于2019年全球产出的36%。

 

 

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各国采取了非常措施，通过财政减税、扩大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务，中央银行购买资产，扩大货币发行，救助企业和家庭。截至2020年9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各国推出财政措施的总规模达到11.7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12%。这些财政举措中，一半是增加支出或放弃收入（包括临时性减税），另一半是流动性支持，包括贷款、担保和公共部门注资等。2020年，各国政府赤字占GDP的比率平均将上升9%，而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预计将达到GDP的98.2%，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24.2%和60.8%，均创历史新高。在经济活动稳步反弹、利率稳定维持低位的基线假设下，全球（除中国和美国）平均公共债务比率预计将在2021年稳定下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自1970年以来，已经进入第四轮的债务积累，前三次都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结束，最近10年的债务积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加快发展，虽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较低，但居民部门债务比重已超过120%，而且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出90个百分点以上。在目前低利率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以付息可以维持，但因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未来突然的全球冲击，例如利率急剧上升或风险激增溢价，可能导致较脆弱的经济体承受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国家债务迅速增加以及对金融市场和双边债权人优惠已经引起人们对债务透明度和抵押品的担忧。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中的大规模债务可能会放大不利冲击的影响并触发这些经济体的低迷，给全球和EMDE增长带来风险。各国财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于疫情前景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形势、疫情长期影响的程度、所需的资源再分配情况、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融资环境的前景、隐性/显性担保产生的或有负债等。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利润分配中心职能，全球产业链不断深化，产业外包导致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全球收入最高的1%的人（“全球富豪”）的收入大幅增长，财富集中度上升；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快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向企业注入了大量资金，债务规模急剧上升，家庭部门获利不多。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将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各国已采取措施减轻这种约束，但还远远达不到资金缺口的规模。根据人均收入的下降情况的预测，全球预计将有1亿～1.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将逆转几十年来极端贫困人数持续下降的趋势。增加社会援助（直接支助贫困人口并缓解经济衰退）预计将产生较小影响，这反映出一些国家的支持力度和支持能力有限。这些措施将使新增贫困人口维持在8千万～9千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