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中美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我打压已经从经贸领域拓展至科技、金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国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国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我兄弟国家结盟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在中美摩擦中，美方处于相对主动位势，如进一步采取极端化施压措施，将大大限制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发展空间。同时，中美摩擦短期内虽可能暂时缓和，但已经基本失去重返过去的可能，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我应采取积极措施及早谋划主动应对。

 

疫情管控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下滑，我国外贸和外资都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紧跟美国步伐，对我国对外投资和技术转移进一步加大了限制，我国产业升级步伐被迫延缓，部分对外依赖较大的产业安全性面临挑战。未来美国可能进一步联合西方主要市场对我国进行封锁，管控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进一步限制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控制中国先进技术的可得性，同时在部分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为我国“量身定做”“毒丸”条款，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因缺乏与外部的充分交流而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更趋保守的形势下，我国企业被迫加快“走出去”步伐，部分产业链外迁压力增大。尤其是疫情后一些欧美国家更加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原本由于我国国内综合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出现的产业对外转移趋势进一步强化，国际供应链布局加速重构，我国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和原料药等行业供应链可能加快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受到持久性的冲击，纺织、服装、玩具等全球份额较高的产品将面临订单减少甚至产业链整体转移的压力。

 

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已进入由器物层面转向规则层面的阶段，对标、对照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动制度型开放，就要求我们有更高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与法治化保障。“十四五”期间，在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将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法治化程度更强，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更加完善，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体系进一步完善；自贸区（港）先行先试作用增强，对外开放新举措更快向全国推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做好加入CPTPP谈判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开启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投资谈判步伐；坚决维护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作者：陈昌盛　许　伟　兰宗敏　江　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