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迈入“十四五”，寻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成为发展的重要命题。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日前在国研智库“新年论坛2021”演讲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每个发展阶段都是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换、通过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四五”时期也需要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他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新动能来自乡村振兴；第二个增长潜力来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第三个增长潜力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第四个增长潜力来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5年和15年的发展目标、战略和重点做出了具体部署。“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推动国民经济迈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换，通过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从而培育出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带动中国经济创造了发展奇迹。

 

在“ 六五”“ 七五” 时期， 通过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崛起，中国实现了农业和轻纺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举结束了短缺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在“八五”“九五”时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从而支撑了经济的腾飞。

 

在“十五”“十一五”时期，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债券，把高铁网、高速公路网、信息网建成世界第一，创造了经济增速达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

 

在“十二五”“十三五” 时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了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投资率降低5个百分点，消费率提高6个百分点，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时，通过税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达60%，就业占比达47.4%，第三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

 

 

在开始进入“十四五”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就是城乡结构不合理，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这也是当前经济结构中剩下的最后一块“硬骨头”。

 

如果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致力于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使5亿多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接近或者赶上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缩小基尼系数，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和投资潜力，未来5—10年实现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就有了可靠保证。

 

因此，“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新动能来自乡村振兴，要认真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乡村振兴要着力完成四大任务：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以及特色小镇建设。

 

积极推进完成上述四大任务，就能把农村蛰伏的发展潜能释放出来。其中，最大的潜力来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工作现已稳步推进。通过土地流转，在黑龙江、新疆两地，规模化经营土地占比已达70%—80%，有可能成为中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地区。在其他平原和浅丘陵地区，通过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耕地经营权也开始向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集中。通过提高农业集约化、机械化水平，有效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当前最重要的农村宅基地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不言而喻。在此过程中，需要积极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农村现有宅基地总计17万平方公里，而城市建成区用地仅5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农村人均所占建设用地为城市的3倍多，农村大量土地资源闲置。随着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试点县收获了突出的改革成效。《人民日报》曾以《沉睡的资源这样被唤醒》和《沉睡的资本这样被激活》两篇长篇通讯报道，分别介绍了安徽省金寨县和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宅基地改革经验。将闲置的宅基地作为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发展多样化经营，农民富起来了，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了，城乡差距也随之迅速缩小。基于此，要致力于持续探索农业、农村发展的市场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十四五”时期的第二个增长潜力来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大部分是公益性或者半公益性的产品。为此，要找到公共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

 

例如，在绿色发展方面，必须重视和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具体可从以下4个路径全面推进：一是对于不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的生态产品，主要指污染物的增量，应由政府制定统一的排放标准和环境标准，严密监测、严格监管。二是对已经形成的存量污染物的治理，运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对存量污染物加以资源化利用。三是围绕实现碳中和目标，通过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鼓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凡是有利于降低碳排放的经济活动，包括生态修复工程，无论哪个产业或产品，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应根据其减排量一视同仁地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和奖励，都应优先批准其投资项目、优先提供建设用地和资金支持，使其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四是从需求方培育环保意识，围绕鼓励资源节约型消费方式，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在需求端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强大拉动力。

 

在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失能半失能老人照顾体系的建立，将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广阔的路径。目前，全国失能老人共计2000万人，半失能老人共计3000万人。按照日本的相关经验，一名护士可以照顾两位失能半失能老人。如果我国在全社会建立起完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照顾体系，将能够创造约2500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个增长潜力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均有待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协同攻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个增长潜力来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 即对传统基础设施加以智能化改造。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被誉为“ 中国天眼”的球面射电望远镜、国家风控中心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十四五”时期，要着力通过深化改革以不断释放上述四大经济增长潜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结构调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在未来5—10年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