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国际上往往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延续，归结为出口导向战略、劳动力充分供给、高储蓄高投资、重视教育等几个主要因素。但实际上，我国既是“赶超经济”，在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又是“转型经济”，实现了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分析中国的潜力和动力，应当把握历史的脉搏，从经济的主要支撑因素和驱动力量来判断未来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1年到1989年，经济增速呈现陡起陡落的态势，主要动力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和企业经营责任制推开。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9年，增速呈现陡起平落的走势，主要动力是“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和开放的扩大，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2012年，增速呈现平起陡落的态势，主要的动力是全球化与中国生产要素的结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了强刺激的投资政策，拉高了经济增速，但政策退出后经济下滑幅度较深。第四阶段就是2013年至今，总体是平稳下行的态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前的动力源在减退，经济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源。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我国从2012年开始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已经进入到了“刘易斯拐点”，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低位，“十四五”时期可能提前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二是储蓄率下降带来投资率下降。我国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峰值52.3%以后就处于下降趋势，到2019年进一步降至45%。储蓄是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储蓄率实际上是资本形成率，从经济发展经验看，储蓄率会随着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投资需求的减少而下降。“十四五”时期私人储蓄率下降将会带动储蓄率进一步下行，投资率将会随之降低。三是外需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从1980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大幅上升到66.2%，达到历史峰值，此后持续回落，2019年的外贸依存度为31.8%，“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还将持续低迷，加上疫情和大国博弈等因素，外需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减弱。四是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我国长期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承担了世界工厂的功能，2019年原油进口50572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这样的发展模式给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国内资源环境造成了较大压力。

 

“十四五”时期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已经无法依靠要素投入来维持，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看，“十四五”时期有一些潜力可以充分开发：一是工程师红利。我国长期以来注重工程人才和工程师培养，目前每年工学类普通本科毕业生超过140万人，工程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工资成本上还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对冲数量的下降，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市场空间巨大且呈现多层次特征，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分摊很多成本，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成本等；另一方面，多层次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产品实现技术更新迭代，更好满足产业持续升级的需要，更有利于科技型企业发展。三是政策的独立性。我国始终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流动、汇率浮动、政策独立的“不可能三角”之间保持了较好平衡，预留了灵活的调控空间。四是宏观环境稳定。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具有强大动员力量与执行力，在疫情及重大自然灾害冲击下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我国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同时，总体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可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望达到5.5%左右，这既是立足于经济发展实际，又考虑到2035年远景目标的需要，虽然比“十三五”时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分年度看，预计“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将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总的来说，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应当进一步增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务实的政策和有效的改革举措，充分释放经济潜力，增强发展动力。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