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请问还存在哪些困难障碍？需要我们在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孙学工：以现代化和高质量指标来衡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是最大短板，这既涉及长期的基础研究积累，也涉及技术产业化面临的市场竞争，还要面对美国等以技术脱钩为目的进行封锁和打压；提高质量效益，特别是逆转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回落的趋势也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此外，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受到这一时期明显增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保持宏观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也会面临不少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

 

黄群慧：针对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来看，关键要疏通国民经济经络，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从形成路径来看，需要供给和需求、国内和国际协同推动。从供给和需求协同路径来看，既要从需求侧入手扩大内需，积极推进有效投资和扩大消费，这涉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投资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也要从供给侧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从国内和国际协同路径来看，既要从国内循环入手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又要从国际上着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机制完善和引导适应新形势下的全球化。

 

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直接表现在我国内需体系还不完整，需要不断完善。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就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而完善内需体系、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必然需要更深层次改革，尤其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应该从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等几个方面改革入手完善内需体系、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刘元春：“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脱胎换骨的关键期，是我国产业和技术实现突破、从“并跑”向“领跑”阶段迈进的上升期。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后疫情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开启新的局面，就能迎来第二轮的改革红利，迎来第二轮人力资本红利，迎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化解在相关产业、相关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当然，“十四五”时期也将面临着风险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发力方向不能单一，必须有全面发展的观念，坚持系统观念。

 

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常态化保持高质量增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二，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传统发展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特别是对于中美之间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这种不对称博弈所带来的冲击、如何能够全面突破来自美国的封锁和战略遏制，这在未来五年是核心关键点。

 

第三，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贸易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要有新的安全观。这个安全观要求我们在外贸的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要有新举措。

 

第四，我们在关键领域的一些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目前两大领域——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改革、要素市场改革最为关键。

 

第五，我国社会发展相比经济发展还较滞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些民生领域反映比较突出，安全网还不够牢靠。主要表现在：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性，二是要全面加强全国的统筹能力。

 

最后一个挑战，是关乎全局的分配攻坚战。要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化现象，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明显扩大，从而激发潜在消费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