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范思立

 

嘉宾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学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此次提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以往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

 

黄群慧：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期，这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面临重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各国更多开始强调自主可控，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二是全球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出现严重困局。从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债务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核心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随着各大经济体不断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府部门杠杆率再创新高。根据历史经验，严重疫情的宏观经济后遗症会持续数十年，利率水平会大幅下降，量化宽松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全球经济困局愈发严峻，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巨大挑战。

 

三是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加速“革命”的局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更是加速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显现出以下特征：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更加需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四是国际力量对比步入深刻调整格局。经济全球化让劳动力、资本、技术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不对称性，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入，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高企，大国之间的合作明显下降，竞争明显上升。

 

从我国自身发展来看，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四五”时期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至关重要。我国在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将达到新的水平。一方面，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条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优势。

 

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但国家发展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以归结为快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还不充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农业现代化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和市场竞争规则、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等各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比较低，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产业基础能力还有待提升，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

 

 

从国内看，“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五年。

 

从国际看，“十四五”时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演化的时期，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重新组合的时期，也是国际体系国际规则重构的重要时期。从技术看，“十四五”时期是新技术革命走向产业化，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时期。同时，“十四五”时期也是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其严重后果的时期，疫情对全球经济、国际政治、技术产业、社会文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将在“十四五”时期逐渐显现。

 

刘元春：“十四五”规划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和特殊的重大意义。一是它两个百年目标交汇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不仅是要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蓝图，更要为未来十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开好局。二是未来五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实现期，是突破美国战略遏制和“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期，是后疫情时代解构与重构交织的复杂期，是顺应新趋势、形成新格局的关键期，是中国发展战略深化和转换期。因此，“十四五”规划面临环境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在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上的要求也更高。

 

第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步入加速调整期。这种变化将导致大国博弈进一步激化，未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可能会更为强烈，国际治理体系将处于加速解构过程，多边主义的力量将进一步削减，区域主义将持续上扬。因此，未来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加速重构期，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一个关键期，是中美博弈从严重不对称向逐步对称迈进的转换期。因此，中国面对外部环境的加速重构和深刻变化，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面临的各种趋势性、结构性问题加速恶化，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将进一步延续，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秩序重建和治理重构将构成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战略内容。

 

第三，“十三五”规划目标顺利完成，全面小康取得胜利，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取得胜利，宏观经济实现了“V”型反弹等重大成就，为“十四五”的战略深化、战略转型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具有完成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