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考虑将在既往应对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基础上做加法。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必须从安全角度做出相应部署。二是市场主体安全是最重要、最具基础意义的。目前减税降费执行效果较好，未来金融政策安排也应该把保企业保市场主体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明确地提出来。三是财政安全是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财政必须扩张。扩张操作不能只看收益，还要看成本，须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加以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指出，从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对微观主体的调研感受看，目前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得比较快，部分行业的供给能力已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但需求侧仍相对较弱。当前需求侧刺激政策在边际减弱，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不需要再加力了，不过，很多前期出台的临时政策到明年一季度就要到期，要对这些政策的到期有提前过渡性的安排，以平滑临时性政策集中退出对明年经济的影响。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当前海外疫情的二次暴发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不能低估，经济增长前景的不明朗会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可能会是中长期的。中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外资今年以来不断赞扬人民币资产是不可或缺的投资机会，但这也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过度流入和资产泡沫，为未来埋下风险隐患，需要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其中也包括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受疫情影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密切关注地方政府、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和中小商业银行等三类主体的金融风险，也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的传染问题。

 

谈及“十四五”规划，陈道富认为，中国未来5~10年的表现或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腾飞的重要窗口。如果能抓住这个窗口期，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空间可能会更好。在这一窗口期，如果宏观经济发展能熬过调整期，在微观上让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不同主体之间能够发挥应有的功能，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就能抓住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