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王小广：“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战略问题和总体发展思路
区域经济评论 作者：王小广 / 2020-09-23 14:02:46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依据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由“富起来”阶段向“强起来”阶段战略转变的关键期，其最主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为下一个30年发展开好局，着力解决过去长期累积且难以解决的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些难题，为未来实现更高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所谓“攻关期”，就是打“歼灭战”，限时按质完成下一个30年初期的重点战略任务。
根据我们的研究，提出将“十四五”时期的战略目标确定为从供给、需求、动力和活力四大方面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即壮大新动能、释放新需求、增添新动力、激发新活力，使中国经济加快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重大转变，全面实现动力升级、产业升级、需求升级和活力升级。
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全面建立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体制基础。国家“由大变强”，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关键是重构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着力推进动力升级，形成强大的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构成新的支撑国家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即建立强大的新供给动力，形成强大的新需求动能，培育强大的区域新动力源。
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必须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从而促进新的动力机制的加快形成。
1.建立强大的新供给动力时不我待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构建强大新动力的关键期。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估计“十四五”时期还会延续这一走势，甚至面临的下行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现阶段中国经济调整的困难在于当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不可逆转的明显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报酬递减规律也在同时发挥作用，形成双重压力，这一情况在过去高增长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方面，当经济增长与效益增长关系不变时，经济增速下滑，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同步下滑，由于经济增速递减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周期性的刺激政策只能稳增长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速明显回升，结果企业效益增长受到经济增长回升空间的巨大限制，企业在6%—7%GDP增长下效益最多达6%—7%，这与高增长时期形成巨大的差距，那时，平均GDP增速为10%，企业效益增长至少10%。
另一方面，受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效益下滑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即6%—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行业、企业效益增长仅为2%—3%。
行业经济或企业经济越困难，经济下行压力自然就会越大。
改变这一趋势是无法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增速来实现的，唯一的出路只能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来根本扭转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主要是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必然经历报酬稳定到报酬递减，再到报酬递增的转换（王小广，2020）。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转换的判断标准，我们创造一种新的衡量方法，即用效益增速与GDP增速之比来确定报酬稳定、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
即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能带来几个百分点的效益增长，两者之比长期等于1或在1左右波动时，便定义它为报酬稳定；两者之比明显小于1则说明处于报酬递减期；而大于1，特别是超过1.5或2，便处于明显的报酬递增阶段。
在高增长时期，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标志是效益与经济增速同比例增长，一般为1∶1，即GDP增长1%，企业效益增长1%，GDP增长10%，效益增长10%，速度越高，效益增长越快，速度下降，效益同步下降，呈典型的速度型效益增长特征。
在6%—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即使报酬稳定，经济发展也会比以前困难，如果出现较明显的报酬递减，必定会“雪上加霜”，即经济增长中高速的背后是效益的长期低迷，从而导致长期发展动力不足，也使政策刺激效果明显递减，无法达到预期。
在经济增长面临较低的天花板限制时，要想使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只有改变增长与效益的关系，即提高效益的增速，使经济增速与效益增速之比由1∶1提高到1∶1.5或1∶2以上。
如提高到1∶2，经济增长率为6%，效益增长率则为12%，此时企业或社会效益增长率将达到或超过高增长时期的效益增长率。经济也就全面向好，来自于内在发展动力不足也就自行解除，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境界。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自2012年以来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趋势中，这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2002—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总平均为1.19，其中仅2005年、2008年和2011年三年降至1以下，其他均在1以上，表现出高增长时期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征。
2012年后则出现了较明显的报酬递减特征，7年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总平均值降至0.35，其中仅两年超过1，其他年份都在1以下或出现负值。即2012年以来平均一个百分点的销售收入增长，仅能带来0.35个百分点利润增长，与2002—2011年形成鲜明的反差。
更进一步分析行业的情况，在观察的35个工业行业中，仅有8个行业在2012—2018年仍保持报酬稳定或出现报酬递增，其他27个行业均出现较明显的报酬递减，巨大的报酬递减压力可想而知，8个报酬稳定或报酬递增的行业，只有3个（医药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是由于创新能力提高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只要工业处于持续的报酬递减过程中，经济便不可能出现全面的实质性向好，只有当新旧动能转换完成、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出现明显的报酬递增趋势时，经济才会真正地走出困境，到时也就真正地跨过了“历史关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形成强大的需求新动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加快建立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转化的普遍规律，是各国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
2015年以来，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消费主导型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强大的消费市场将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的需求支撑，今后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将成为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主导性因素。
从新动能的发展来讲，过去我们比较强调供给新动能的培育，而相对忽视需求新动能的培育。
而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目的就是培育供需双方的新动能，从供需双方共同发力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克服眼下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
“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消费市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助于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当前工业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形势下，必须彻底改变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形成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二是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超大的消费市场能够产生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并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从而提高创新的收益率。
三是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大幅增进人民福祉，显著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四是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争取战略主动。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形成高端市场和知识产权的优势，才能处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顶端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拥有市场可以控制技术，可以成为国际市场上某些产品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收者。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特别是巨大无比的消费市场潜力）可以为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创造国际品牌提供巨大动力。
全球经济既是循环整体，又是分层次的，层次越高，控制力越强，最高端是消费强国（如美国），其次是高端制造业强国（如日本、德国），第三层次是中低端制造业大国（如中国），最下端是资源国或农业国。
我们要想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占据优势，且在受外部强冲击时能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就必须着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强国。
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持久化的大背景下，只要把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转化为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单一最大消费市场，那么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就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能通过开放市场吸引别国来合作。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3.培育强大的区域新动力源是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
从长期发展来看，二元结构问题并不是仅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实际上中国存在较广泛的二元结构问题，除城乡间二元结构问题外，还有区域间、行业内和企业间的二元结构问题。
这些问题都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一样，与生俱来，只不过在早期发展中，没有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表现得那么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或重大战略转换期，区域二元结构问题、行业二元结构问题、企业二元结构问题有时比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要突出。
所有的二元结构问题在经济上都表现为生产率、增长率、活力的分化，如地区间发展分化、产业或行业间发展分化、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发展分化。
这种分化既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然趋势，也反映出分化的另一面（落后方）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阻碍了他们向好的一极分化、进而走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因而成为新形势下发展的巨大障碍。
过去二元结构的矛盾集中在城乡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看，解决包括城乡在内的所有二元结构问题，都不是主要从二元结构薄弱的一方发力，注重直接的均衡、平衡。
相反，最有效的战略就是增强拉力，运用非均衡战略实现均衡发展，如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问题表现在农村，但根子在城市，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城市区域，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二元结构矛盾主要反映为区域间二元结构问题，解决区域间二元结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牵引作用，是解决其他二元结构问题的钥匙。
像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一样，解决区域二元结构问题，重点是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力、竞争力和活力，增强对落后、边缘地区的推力或者辐射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习近平，2019）。
因此，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培育区域新动力源的重要性。总之，必须统筹有序地解决多重二元结构问题，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新形势下着力解决多重二元结构问题有以下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是有利于明显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效率。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实现发展质量的整体性大幅提高。破除多种二元结构矛盾，就是强优势、补短板，促进区域间、产业间、企业间协调分工发展，形成整体的高效率运行系统。
二是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发展分化的弱项、弱边，如果长期任其发展，就会不断扩大、传染，形成严重的分化问题，从而可能引发地域性、行业性集中的就业困难、债务风险和产业衰败，进而引发区域性系统风险。
三是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能。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二元结构问题都是制约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都对居民消费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快缓解多重二元结构矛盾，便能不断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为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需求保障。
四是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升级转型早，产业结构更为优化，而区域经济较差的地区，主导产业多为资源类、重工业类，产业升级滞后。
在诸多二元结构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区域发展环境和产业转型问题，特别是区域环境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力度、效果及地区发展的活力。必须着力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培育新的区域发展动力源，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整体升级和质量提升。
4.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向高级转变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制度优，即不断升级和完善经济制度，以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与活力显著提升的需要。高标准的制度体系和环境是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大幅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三个条件，即动力强、产业优、体制好。
其次，没有高级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发展新动能和高水平的产业经济。国际经验和相关理论都证明，要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更高级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有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来推动。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升级是整体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制度治理的重要性和治理效能的提高来讲，市场经济体制升级更为重要，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升级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培育上层市场组织，形成完善发达的上层市场组织体系。上层市场组织的特点是垄断，有人称之为“反市场”，它主要是通过市场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它与下层的竞争性市场的主要区别就是通过竞争获得垄断性技术和利润。
无论用什么标准看，中国的下层市场（商品竞争市场）发展是比较充分的，但上层市场组织如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等，由于行政垄断的影响而发育不良，因此，不能对创新这种高级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激励和保护。
总之，无论是从为培育新动能提供有效激励和保障的角度，还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目标看，都必须加快发展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王小广，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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