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十四五”迈向高收入国家
大公网 / 2020-09-18 12:43:34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如何穿越惊涛骇浪?林毅夫从容有力地回应：“ 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以处变不惊的心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近日，大公报-大公网记者孙志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独家解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美竞争合作、“十四五”规划的要义、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香港未来发展路径等。
全文约6894字，细读约需15分钟。
以下为访谈全文：
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应是短期的
大公报：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林毅夫：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从传染病的角度看应该是短期影响，因为短期会要封城、社会隔离，就会抑制消费，也会影响生产，会导致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的衰退。
但从长期来讲，并不会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机器设备还在，人也都还在那个地方嘛。所以一般讲起来，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疫情一样只要防控好，半年一年影响很大，但是半年一年以后的经济反弹也将会比较明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是负4.9%的增长，但是明年全球的经济可能就会变成正的5.4%的增长，美国今年负8%的增长，明年可能增长4.8%，所以只要防控得好，单就新冠肺炎疫情来讲，影响应该是短期的。
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确存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无法像中国那样的有效防控，可能会持续、反复爆发，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把政府提出的“六稳”、“六保”做好， 稳增长、稳就业，相信中国经济全面向好的格局不会改变。
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美
对中国有长远影响的会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恶意打压。美国一来为了维持其霸权，二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没做好，甩锅、制造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美国关系的紧张，我估计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根据预测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十九大提出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相信到那时候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但我们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全世界的强国，也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经济是基础，美国现在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他的经济。从19世纪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它在全世界能够维持他的霸权地位。
从美国历史来看，哪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规模达到他60%多的时候，他开始打压了。对于80年代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美国目前对华采取这些措施，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美国相形见绌，感到威胁到他的霸权地位。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大了也不会到国外找殖民地或是霸凌其他国家。但是美国从自己和西方国家过去历史表现看，逢强必霸，以为中国会和他们一样强大了就到国外找殖民地，压榨其他国家，但是，这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弱时追求的是民族复兴，强时主张的是继绝扶倾，郑和下西洋没有在国外找殖民地，抗美援朝、中印冲突、自卫反击，中国都是打完了就撤兵回国，没在国外驻军，殖民掠夺，没有去强压他国。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全世界爱好和平、参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国家。
不管美国对我采取什么政策，只要我们自己上下齐心，保持定力，以处变不惊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得道多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势不可挡。
相信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达成
大公报：您多次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的制定工作，如何评价“十三五规划”?十八大以来，中央因时因势对发展理念做了哪些调整，对于民族伟大复兴会有怎样的意义?
林毅夫：十八大以来，总的来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指标像脱贫攻坚我相信今年都会如期实现。其他像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收入水平差距、城乡差距是在扩大，经过“十三五”期间的努力城乡差距在缩小，这在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指标，今年不见得能达成。这个指标就是人均GDP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因为要达到这个指标，今年2020年的增长应该有5%以上的水平，但估计今年增长率大概3%左右。十八大提出的是百年目标嘛，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建立，第一个百年应该是2021年，所以明年达成这个目标也是符合十八大的精神。
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今后的发展要提高发展的质量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十四五”将由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
大公报：目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节点，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您如何描绘未来五年“十四五”这幅图景?
林毅夫：“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相信未来五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转变，不管国际国内什么形势，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把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靠有效市场，一方面靠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克服增长瓶颈，发挥增长潜力，我相信我们会跨越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现在全世界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只有16%，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1%，也就是在未来五年，全世界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翻一番还多，从16%到34%，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未来五年，尽管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相信这样一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但同时也有一些地方，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
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让每个劳动者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总体来说，就是各个地方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根据各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完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帮助企业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公报：您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核心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林毅夫：不管在哪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要用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需要企业家的积极探索。
同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依靠企业家自身是难以解决的。例如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的规范、法律制度的完善，夯实这些基础，才能让新技术、新产业的潜力发挥出来。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一方面靠市场竞争，给企业家提供激励、提供机会;另一方面，靠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一起用。
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从这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就充分体现出来，举个例子来说，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一次“开卷考试”，对我国来说则是一次“闭卷考试”，我们在这个答题过程中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本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技术、制度等被社会科学家称为结构的这些变量和这些结构变量变动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在二战后出现了“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为了区分于结构主义所以称为“新结构经济学”。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上述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
但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前面提到的，各个地方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改革红利会永远存在
大公报：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您认为“十四五”时期如何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林毅夫：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什么叫改革的红利呢?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总书记说过改革永远是在进行时。确实我们现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是就有新的改革红利吗?
2016年杭州的G20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每个国家都要做结构性改革，中国要做结构性改革，美国欧洲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做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自然会更多，有人讲我国的改革红利已经用完了，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刚从计划经济转型确实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具备改革条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话，就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经济就要崩溃了。只能说在那种状况之下，哪些新东西改了以后，会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会稳定我们的经济，会促进我们的增长，所以，我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改革。
现有不少问题的改了，一定会还有新的问题出现，就像毛主席的矛盾论所阐述的。所以，改革的机会，改革红利是永远都在。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业;二是，原来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农村人口比中国比重大，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人口红利的理论来说，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没有。
我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于说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比如说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只是把农村劳动力变为制造业的劳动力会产生，在制造业里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也同样会有。制造业里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如果纯粹从数量来讲，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点。国内一般男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退休，而外国普遍的是65岁才退休。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些，劳动力不就增加出来了吗?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质量可以靠提升教育改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红利理论没有分析清楚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认为现在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发展内循环为主体 但不能搞孤立经济
大公报：现在中央提出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您是如何看待看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外国经济发展慢，国际市场会减小，美国又对我国封锁打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会提高。政府部门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增加国内需求。
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里，国内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些项目也确实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中国升级发展新需要。所以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形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但是，中央的这个提法这和我们过去一直主张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没有矛盾，因为作为大国，我国历来就是以国内市场为重。大国跟小国比较起来，国内市场的规模一直都是比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进口两项加起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0%。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17%，进口只有GDP的14%，两项加起来只有31%。其他大国的比重比我国还低。
对于我国来说一向国内市场最重要。一般来说出口占我们GDP20%左右，80%的生产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出口在GDP的比重下降为15%，变为85%由国内消费，国内市场的比重确实会增加，但基本格局还是一样的。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大公报：您刚才也提到了中美关系，其实中美目前的冲突还是起源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和它的不自信，从而对中国采取脱钩和打压，有人就判定这是“新冷战”。未来这种趋势会愈演愈烈吗吗?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林毅夫：我们一直强调贸易是互利双赢，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么认为。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的达沃斯论坛就讲，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我们愿意跟任何国家搞好关系，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化下也有利于其他国家。
比如说从2008年以后，全世界30%的增长来自于中国，中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成长和市场扩张的动力来源。中国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扩大了全球市场，有利于世界。
在未来我们同样持这种态度，我们愿意跟美国继续维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我们。全世界不就只有美国，尽管美国是大国，现在占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就是22%左右吧，其他国家加起来还有80%。如果美国想封锁我们，我们也要继续开放，和美国之外占世界经济80%的国家携手合作继续发展。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时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可以不断地享有改革红利，不断地推进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中国的发展不仅带来中国福利的增加，生活的改善，同时成为其他和中国友好贸易的国家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民生的一个动力来源。
香港要充分利用大湾区发挥自身优势
大公报：“十二五规划”港澳单独成章，香港在国家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您对于“十四五”时期香港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林毅夫：任何经济体要发展好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用外部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香港自身的优势非常明显，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很好的大学，培养了高科技人才。
香港本身也有不足的地方，内部的市场小，制造业是短腿，劳动力不足，像高科技行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就是规模经济非常大，分工非常细，产业链非常复杂，必须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发挥每个城市每个地方的优势，互相补充才能够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更有竞争力。
所以，国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经济，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等等区域政策。如果香港跟大湾区结合在一起，利用金融和高科技人才教育的优势，结合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制造业优势，背靠祖国大陆，融入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我相信香港可以继续维持在整个中国大地中最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位。
林毅夫简介：
1952年10月生于台湾宜兰，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参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重要改革政策制定。
2018年改革先锋称号人员名单，经济学家林毅夫上榜，被赞誉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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