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经济时报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眺望“十四五”，立足全球视野加速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持续增强区域协调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不仅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南北差距成区域平衡发展新难点

 

即使实施了多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但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仍非易事。

 

“以往，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主要表现为东中西差距，近几年来，南北差距逐渐显现且持续拉大，成为区域平衡发展新的突出问题，需要在‘十四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卓贤分析，在过去几年里，受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转型升级较慢、新旧动能接续不平稳等多重因素影响，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放慢，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北方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持续加大，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原首席经济学家、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下，近些年，西部部分城市群发展较好，增长潜力逐渐被释放，经济及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突出业绩，整体上呈现“南强北弱”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西南西北投资额差异、民营企业活力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和资金利用率差异以及对外出口总额差异，西北城市集聚程度也整体低于西南区域。

 

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卓贤建议，北方地区工业基础扎实，产业门类完善，科教资源丰富，关键是要真正转变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制度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体制机制上探寻破解之法”。

 

“抓住‘双循环’带来的机会，主动寻找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和南北差距的途径。”刘以雷认为，在这一轮国内产业链大调整中，东部产业高级化促使产业形态更新迭代，制造业向西部转移是大趋势。这种产业转移趋势带来的是人口、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西平衡流动，并有助于建立解决深度贫困的长效机制，同时又带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西部物流核心枢纽建设。

 

“双循环”下加速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卓贤认为，应立足全球视野谋划区域发展，“要在‘双循环’背景下考虑‘十四五’时期区域政策，特别是区域发展政策要与开放政策相结合。‘双循环’一定是相互促进的，这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更好地促进需求和供给，才能提升各个区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能级和位势。”在他看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在需求侧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加快推进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在国内的布局重组，防止产业链过快过早转移。只有在供给侧形成国内大循环才能与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匹配、相对接。

 

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形势下，我国整体尤其是深入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东部沿海地区面临两个外部循环的双重挤压，如何巩固并增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可持续的枢纽地位是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

 

“东部优势地区在巩固外贸优势的同时，要促进与国内、中西部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与分工。”马涛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存量建设用地趋紧，对于先进制造业落地的空间不足等问题，可通过引导部分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产业向中西部高质量转移，共建加工贸易产业园，支撑优势与非优势地区产业体系更新。发挥制度优势，总结多年来形成的区域间对口支援经验，可以将东北地区或西北地区的部分县市作为“飞地”由发达地区的省市直接管辖（托管），使其形成新的增长极。

 

强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

 

“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加快落实以中心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的动力源。

 

马涛认为，以中心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内需市场，也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布局区域。同时我国不同地区显著的环境、文化、产业、收入差异形成了国内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消费需求，面向新时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我国以中心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具有承载现有出口、替代外部需求消纳产能、实现出口转内销的基础和能力。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着力点。”卓贤分享了一组数据，在过去3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中只有46%进入都市圈中，目前只有约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潜力巨大。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化将由高速发展期进入更重视高质量发展的成熟稳定期。

 

就进一步提高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支撑力和带动力，卓贤建议，一是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城际交通体系，真正实现城际交通和市内交通的无缝衔接；二是要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跨行政区域的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三是城市间产业布局要统一规划，避免招商引资或人才引进过程中出现恶性竞争。

 

西部高质量发展亟须寻求新的突破口

 

“西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口。”刘以雷坦言，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整体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党中央对目前国内、国外综合环境，自身发展情况的通盘考虑，刘以雷认为，客观上，“十四五”时期对我国西部来讲是参与到全国乃至国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经济循环链当中的一个重要机遇。打通国内经济循环通道要先做好供给侧改革，让中国一部分产业把握住中国高端消费市场并合理利用中国向内的空间纵深解决西部经济发展中产业培育、转移和升级问题是一个大课题。

 

因此，刘以雷认为，新形势下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西部地区要突出重围，拓展发展空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加快推进形成“双循环”新格局。

 

刘以雷建议，一是需要在改革开放上花大力气，树立开放市场的观念，改革体制机制；二是加快西部区域重点城市布局，加强西部整体空间规划，培育西部重要增长极和新经济增长点；三是强化财政金融资金保障，加强区域优惠政策衔接，确保“双循环”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四是统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积极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促进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空间合理化布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五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