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对发展形势环境变化，要更好发挥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

 

“十三五”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川渝地区追赶势头明显加快，使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今年以来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巨大，但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3月份，除湖北省以外的中部5省工业增加值增速已全部转正，平均达到6.3%，四川、重庆工业增速分别恢复至5.5%和7.5%，位居全国前列；一季度全国有6个省份实现了出口增长，江西（8.8%）、湖南（15.7%）、四川（6.3%）位列其中。“十四五”时期，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更要利用好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根据测算，未来5年如能将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缩小至2015年的水平，名义GDP年均增速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发挥其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下定决心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人才条件

 

经过持续多年的建设，中西部地区的硬件条件已经显著改善，但在创新、管理、治理等方面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差距，这归根结底在于中西部地区各类人才长期短缺。今年以来，一些中西部地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就是人才短缺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反映。未来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必须解决人才不足这个最突出的制约。

 

短期内可以依靠人才引进、干部交流等办法缓解，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区域自身的人才培养。从各级学校生师比等指标的变化来看，“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资源供给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连安徽、湖北、陕西等中西部传统教育强省的义务教育生师比都出现了上升。“十四五”时期，要把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各级教育供给作为破解区域发展制约的重中之重，这既有助于增强区域人才支撑，也有助于带动相关行业需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举四得”之策。

 

（三）扩大新区域战略的合作和辐射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新战略，这些战略立足于东部区域之间的“强强”合作，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十四五”时期中国外需压力加大，东部省市之间开展合作的基础和环境将受到很大影响。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新战略，必须打开发展视野，加强京津冀与“三北”地区的合作，加强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川渝地区的合作，加强粤港澳与珠江流域其他省区合作。通过发挥东部发展优势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优势，助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并使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整合强化，以“国内循环”强化来对冲“国际循环”恶化的影响。

 

（四）给予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转型困难地区更大外力支持

 

东北地区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最低的区域板块，中国南北发展差距拉大，一半源于东北地区的相对衰退。支持东北地区走出困境、实现全方位振兴，是“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推动东北振兴，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这不光要依靠改革，更重要的是要破解东北地区的财政困境。

 

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因素造成东北地区长期面临沉重的政策性负担，2018年东部地区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11.5%，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14.7%和14.0%，而东北地区地方财政社保支出占比则高达22.6%，辽宁省更是高达27.4%。地方财政历史包袱过重的问题不解决，东北的营商环境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人才外流、企业外迁的现象就难以逆转。

 

“十四五”时期，除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全局性改革之外，还应针对东北地区制定专门的财政纾困方案，在稳妥、有效、节约的原则下，支持东北地区剥离过重的财政负担。

 

（作者贾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