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期即将过去，总体而言，经济、社会方面比较好地执行了规划，实现了目标。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尤其要注意到国际环境有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新冠疫情”冲击给经济增长和脱贫攻坚目标带来很大压力。这些问题，也会在“十四五”期间有明显体现，需要重视对这些问题的研判和应对。

 

 

“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更严峻，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和技术合作交流。当然，这种遏制，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封锁也会产生倒逼作用，迫使中国更加坚定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攻关。虽然短期内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有利于长期的创新和发展。

 

新冠疫情将会比较长期地影响经济、尤其是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一是直接影响贸易往来和人员往来；二是影响全球产业链，从而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三是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中国是大国，产业体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不会处在受损严重的国家之列，但是，不利影响不可低估。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一直是坚持开放的。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大幅度扩大的。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不太发达、金融体制不太健全、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监管水平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大于机遇。同时，国际金融风险传递给中国的可能性增加，通过金融渠道造成财富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可能的损失量也会增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也大了，这些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的，而且必须有可行的应对措施。

 

此外，国内几个重要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和研判。

 

一是居民负债率持续走高。最近几年开始，居民储蓄率快速递减，负债率持续提高，而且有加速之势，具体负债多少，统计口径不同，数据不一样，根据中央银行统计，中国居民负债总额2020年已经接近60万亿，人均已经超过4万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要大得多。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中国历来是一个高储蓄率和高储蓄量的国家，因为房贷、网络信贷和年轻人消费观念变化，居民负债率和负债量急剧提高，会深刻影响投资、消费、教育支出，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也会影响经济危机到来时居民和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选择。

 

二是由于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各级财政收入增长不快、支出增长较多，财政压力增加。

 

三是国有经济部门体制困扰、改革攻坚较难，民营经济部门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因而，国有企业亏损面较大，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困难比较大，比较多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

 

四是农村有内卷化倾向，外力作为也遇到困难。即农民和农村经过一定发展和改善后，失去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锁定在某种状态。特别是农村年轻人绝大部分进城后不再返乡，留下的老人和少数进取性不强的年轻人，他们很容易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改变。要想再提升，需要外力推动，包括政府引导、推动，但是，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愿付出任何短期的、小的成本，甚至抵触反对，使得发展变得比较困难。

 

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必须面对的事实，需要冷静地反思，并选择可行的措施应对。

 

 

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推进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就是落实到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深化到位，经济难有活力，民营企业难有好的发展环境。

 

要深刻理解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充分认识国有经济在新时代的功能定位，不要越位，已经越位的，要坚决退出来，必须先退出，再考虑怎么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现阶段，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存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需要，也有中国特殊阶段的特殊需要，不能信奉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国有经济不但要存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领域也有存在必要，但是，超出这两个领域就是越位了。现实中的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其经营范围远远超出这些领域，必须退出和改革。

 

要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改革的困难。不否认有多方面困难，但是，最大的阻力或困难是一些利益集团的阻挠。

 

围绕国有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国有经济，已经一定程度形成了利益集团——有些是显性的，例如，国有垄断行业全行业形成巨大行业性利益集团，阻挠垄断性企业的改革和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辅业企业的改革；有些是隐性的，例如，一些有条件、有能力、多种形式从国有企业获得好处的群体。

 

显性利益集团中的行业，一般职工常常会以公开方式向政府表达意思（如果改革给他们带来利益损失）。但这不是改革真正的困难，改革的真正困难是隐性利益集团（实际上包括了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层）隐形阻挠：一是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加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口号，通过舆论宣传，骗取民众支持；二是利用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在信息和认识的局限，煽动和“绑架”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改革就是要让他们受损，从而给政府和改革施压；三是研究、揣摩高层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包装得与高层价值一致，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巧妙地变成了高层意志和国家意志；四是通过院外活动干预改革决策，使之对自己有利或避免使自己受损。

 

所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改革到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确实需要攻坚克难，既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也需要智慧。

 

第二块硬骨头就是技术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核心技术的封锁，使得中国损失巨大，同时，也使得我们意识到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不小，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产业和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和获取财富的能力有待大幅度提升。

 

怎样才能提升？靠科学和技术创新。科学和技术创新靠投入和人才。现阶段中国支持科学和技术创新已经投入的不算少，也不缺人才，缺什么？缺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得靠体制改革和创新。没有科学的体制机制，投入的经费产出低、浪费严重；既有人才不专心、不努力搞研发；国外的人才不回来，国内的人才还流失；企业急功近利，不进行核心技术创新，与国外进行低水平合作，直接使用别人的核心技术，一到关键时刻受制于人。

 

所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体制、企业的研发体制、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都需要改革和优化，要在尊重科研规律和尊重科研人员及其劳动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相关制度。这也是“十四五”期间要做的事情。

 

 

 第一，要客观认识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一要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的不足以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包括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其它软实力方面的差距，也要肯定一些先进国家某些体制机制方面的优点。既要自信又不能盲目自信，不能患“赶超急躁症”和“炫富急躁症”。

 

二要认识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核心利益仍然是自己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认识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元霸权，我们现阶段有无必要、有无可能挑战它以及挑战的得与失。不必争口舌之长短、制度之优劣、主义之高低，不要被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和小伎俩扰乱我们的战略，要尽最大努力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国际国内安定环境。

 

三要看到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是各种矛盾集中和比较尖锐的阶段，我们自己还有众多的、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参与全球治理只能在服从国家利益原则的前提下量力而行。

 

四是不要把国内可行的思维方法和言行施加于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容易引起误解和给我们增加麻烦。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在科学定位国有经济的前提下，坚定地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否则，国有经济效率很难有普遍高的制度保障，民营经济很难有该有的发展空间和合适的发展条件。可以说，“十四五”期间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必须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一任务。

 

第三，高度关注和防控国际国内金融风险和金融领域的财富争夺。中美经济摩擦的第一步是商品贸易摩擦，试图压制中国，但是中国的一般商品贸易，美国几乎没有压制的可能。第二步是技术封锁和打压，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困难，但是，长期看反而会倒逼中国自主创新。第三步就是打金融战，这一步几乎与第二步同时开始，但是，时间会更长、影响会更大。而且，金融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占优，我们的金融要开放，但是开放的主动权和节奏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金融全面开放后，中国金融的弱点更容易被金融强国所攻击和利用，国家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通过金融领域实现财富在国际间的再分配、甚至掠夺，会更容易，数量会更大。

 

所以，“十四五”期间，中国必须改革完善中国金融体制（尤其完善资本市场）、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加强金融监管，必须有思想准备、有体制基础、有技术能力打金融战。

 

第四，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坚决把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生产要素。“十四五”期间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优化的关键时期。

 

政府的产业政策很重要，更何况中国还有制度优势。但是，要想实现科学合理的目标，产业政策的作用点选择十分重要。

 

过去我们产业政策过多置于对具体产业、企业和产品的支持或抑制，有一系列的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支持等）或抑制、惩处措施，最后发现，优惠容易被骗取，抑制容易被误伤，该抑制的不能被有效抑制住，被扶持的往往选错了或效率很低。为什么？产业政策的作用重点选错了，产业、企业、产品是否发展或被淘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多数情况下不是政府产业政策所能选准的。

 

产业结构和产业质量是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和生产要素质量的。假定政府确定了一个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质量目标，怎样最大限度地实现呢？应该把产业政策的作用重点置于生产要素结构和生产要素质量，即政府产业政策应该主要管源头而不是管结果，源头就在生产要素。

 

政府的各种政策主要发力于自然要素的保护开发、科学研究的支持、重大技术的研发攻关、人力资本（国民教育水平提高、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和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培养）积累和相应的公共物质资本积累，这样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有了实现的基础和更大的可能性，而且不会造成不公平竞争。

 

（作者黄少安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