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脉络，准确判断和防范化解各种外部挑战和风险，是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紧密相连。综合看“十四五”时期的国际环境，世界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盘，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长周期，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化进入新阶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美战略竞争博弈或有所加剧，美国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将为中国“接招”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中美经济摩擦可能缓和，但不会消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格局产生明显扰动，不仅对全球经济有当期冲击和影响，更会对“十四五”时期的国际环境及产业链全球分工模式产生明显的中长期影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但也要清醒看到，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定深度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停滞、不动摇、不松懈，保持战略定力、耐心资本、底线意识，学会“与压力共舞”“与风险并担”，继续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大潮流共进。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倘若发生严重战略误判，就可能使冲突和对抗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要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核心问题是稳妥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和激烈对抗。

 

一是“十四五”时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全球超强地位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美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受国内政治斗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制约，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明显下降。但要清醒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发生颠覆性转变，美国“一超”地位难以改变。如教育领域，美国拥有世界排名前20位大学中的17所；金融领域，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3%，人民币占比仅为1.2%；军事领域，美国军费已达6490亿美元，是紧随其后的8国军费的总和。今后一个时期，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态势将继续发生变化，但这种升降兴衰、转移更替将是个长期过程，“十四五”期间不会发生质变。

 

二是“十四五”时期美国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将为中国“接招”增加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互叠加，冲突和对抗氛围加剧，均给中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包容与合作的氛围在削弱，冲突和对抗的氛围在上升，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观念正在面临严重冲击。政治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地缘政治思维在近年来有不断强化趋势，越来越强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在亚太，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美国推进“印太战略”，试图构建“亚洲版北约”，在更大范围内对冲中国崛起，拓宽美国的战略回旋空间。2019年6月29日，在美国颁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中美竞争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扩展，太空、网络、深海、极地成为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和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新平台。经济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依靠这套体系，西方特别是美国享受着制度上的红利。但现在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的利益拓展。两年来，美国退出一系列协议和组织，试图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美国强调本国利益、忽视全球共同利益，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逆全球化潮流而动，试图重塑国际经贸规则。军事方面，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军备竞赛的阴影又重新回归国际舞台。2019年，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是美国自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以来的又一重大战略举动。它意味着美国在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已经挣脱了所有束缚。美国重启军备竞赛并非仅仅针对俄罗斯，兰德公司早在2016年就提出，美国可沿日本到南海再到波斯湾一线部署陆基弹道导弹，迫使中国耗费巨资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军备竞赛消耗中国、迟滞中国的崛起，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十四五”时期中美经济摩擦可能缓和，但不会消失。贸易方面，北京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2018年1月的8％上升到2019年21.1％的高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后降至20.3％。同样，华盛顿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3.1％跃升至21％，然后在同一时期下降至19.3％。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已经约五分之一的公司表示或计划将产能转移出中国。2019年8月，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赋予的权力强制所有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该法案原本旨在惩罚和孤立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从未以这种方式被以往的政府行使过。金融方面，截至2019年2月，共有156家中国公司（包括11家国企）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1.2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已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立法小组正在酝酿一项立法，这将迫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审计和面临更多的监管，否则将面临强制退市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出了限制将中国公司纳入股票指数的可能性，以减少美国投资者向中国投资。这种针对性的举动如迫使中国公司公开账目，或者完全限制它们接触美国的资本，这将减少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近期发生的瑞幸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给美国制裁中概股提供了“炮弹”，为在美融资和现有中概股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综合看，“十四五”时期中美之间的矛盾问题将陆续在贸易、科技、金融等多方面显现，但国与国的竞争既是实力的博弈，更是制度的较量，中美关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竞争更加突显。“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要求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