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百年不遇之大疫情深刻影响。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巨变，如何谋划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已成为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重头戏。

 

未谋局，先谋势。日前，党中央作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

 

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只是，如今的发展思路要转变了。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智库专家、基层官员一致认为，与“十二五”时期强调“平稳较快发展”、“十三五”时期强调“中高速增长”相比，“十四五”时期应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十四五”规划将确定哪些核心发展指标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此前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四五”时期，关键是要实现发展的全面转型，要以外需为导向转向以内需为导向、以外循环为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刘尚希指出，现在我国以外需为主的双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外循环来弥补国内的不平衡。国内不平衡的典型表现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靠外需去补。从双循环的角度来看，这种外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促进了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做大。但是这种双循环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已经越来越不确定和不稳定，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因此，发展的全面转型应该成为“十四五”期间的头号目标、首要任务，而其他指标、改革、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来做文章。

 

刘尚希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发展的全面转型的重要信号。

 

只有实现了转型，发展质量才能提升，发展脆弱性才能降低，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的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对本报记者说，“十四五”的核心发展指标将主要围绕高质量发展去设计，增长速度指标将不像以前的“五年规划”那样突出，而会更关注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单位能耗、环境保护，尤其是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经济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指标。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十四五”规划应重点围绕创新驱动、市场竞争、城乡发展、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科学设定人均GDP、全要素生产率、亩均税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单位GDP能耗、水耗及排放等直观体现发展质效、直接回应群众关切的关键指标，充分发挥规划指标“指挥棒”“风向标”的作用，引领“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近期的课题报告认为，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预计“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5%左右。但是我国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今年疫情严重冲击经济，但是“十四五”期间依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否则会带来一系列民生问题，尤其是会影响到就业。

 

“在新发展阶段，要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基础上更加突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韩保江如是说。

 

刘尚希则认为，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不应纠结于经济增速的高低，而应该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

 

“过去，我国强调高速发展、平稳发展，现在则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只要可持续发展，哪怕慢一点，也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怎样避免出现大的发展波折，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十四五’时期的关键所在。”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战略上看，就是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此外，就是要提升我国防范全球公共风险的能力。同时，过去经常提到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也应该要改变了，因为中国利益已经是全球化了，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国内资源也是全球资源的一部分。

 

 

环境、社会领域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发展的质量。

 

刘志仁称，在生态环境领域，“十四五”期间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对污染物指标、水质指标要重点关注。在社会领域，要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健康中国建设。另外，还应围绕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务服务基层“一门式”办理等相关指标。

 

刘尚希认为，“十四五”时期，要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市场化的深化。因为现在很多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来自于社会问题。要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可预期性，必须通过社会力量去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而不能光靠政府去管。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的进一步发育，需要社会化的改革来匹配。同时，要加快推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促进社会公平。

 

换句话说，我国要有更高的国民素质，有更多具有技能的劳动力，这样才能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平等化，避免群体能力的鸿沟进一步拉大。

 

刘尚希表示，我国消费率长期提高不上来与之有直接关系。我国现在扩大消费的一些政策都是短期政策，扩大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要在社会层面发力，而社会层面发力的核心就需要让国民平等地接受教育，让大家的能力都能得到提升，让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这样，收入分配差距自然而然就缩小了，社会总需求也就扩大了，实现内循环为主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