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条件更加有利。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了进出口平衡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为全球大规模的货物服务贸易往来、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数据显示，1980至2019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6.72万亿美元。一般贸易额占全球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机械设备、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电动机及发电机、集成电路等产业出口金额居前。进口总额也不断提升，主要进口品种为原油、农产品、汽车、矿砂、钢材等。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30个，很多与我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20年上半年，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出口和进口仅分别下降了3.0%和3.3%，6月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4.3%和6.2%。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大规模跨境货物服务贸易往来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中国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境外资本和企业来华投资，使我国快速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的国际生产网络。即使在近几年全球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年至今，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总计达到1.8万亿美元，投资来源地国家和地区达到179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而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达到4.1万家，达到历史新高。特别是我国高科技产业，2019年全年吸收外资增长25.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4.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68.4%。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跨国投资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我国实际使用外资4722亿元人民币，同比微降1.3%，而美国对华实际投资同比增长了6%。同时，注重对外投资协调发展。《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且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行业分布广泛。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515亿美元，同比微降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对外投资企业在税收和就业方面对当地贡献明显，取得良好的双赢效果。通过吸收和配置全球资源，推动海外布局与国内产业协同互补，增强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掌控能力，加速了我国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从金融市场跨境资金往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截至2019年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量共计6.41万亿元，其中，有2/3以上的资金投资于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2019年，沪深港通总成交额达到9.76万亿元。截至7月10日，今年通过沪深港通进入A股市场的净买入资金就已经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截至6月末，境外机构的债券托管量为2.19万亿人民币，比5月末多增829亿元，同比大幅提高33.48%。

 

 

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也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互联网、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化最大推手，必将打造升级版的全球化，企业以服务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客观规律不会改变，我国不断壮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将增强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吸引力，全球产业链无法与中国“脱钩”。这种压舱石效应不仅在汽车、铁矿石、日用消费品等传统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近年来在电子产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也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基石，而且还是培育我国自身产业链竞争力的“助推器”。过去，我国借助国内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在房地产、家电、个人电脑、手机等产业链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未来，由于互联网服务、芯片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特征，因而这种“助推器”效应还会更加凸显。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工业覆盖联合国工业体系全部门类，产业链较完备，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增加了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在疫情冲击下，我国迅速恢复了生产能力，特别是与抗疫直接相关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护设备，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及时给各国提供援助，有力支持了全球抗疫。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辐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需求方，自身产业链存在着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对资源品和高附加值零件与设备等进口依存度较高，需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不断补链、固链、强链，引进来，走出去，形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格局，深入融入全球经济投融资活动，努力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五）科技创新和技术产业化规模优势将加速国内国际市场融合

 

新一代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以互联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领域为代表，其典型特征是区别于普通物质商品，能够突破传统的地理界限，加速国内国际市场的相互融合，更好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例如，我国的移动支付技术，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不断向海外拓展业务，目前已经应用于国外许多国家的零售领域，支付场景日益丰富，成为全球商户和中国客户的“连接器”，促进了全球跨境贸易便利化和便捷化。同时，这些技术应用所涉及的跨境信息交换、数据传输、资金清算和归集等业务，也要求跨境业务参与方各国积极合作制定相关规则，规范业务开展，这进一步便利了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更新迭代。

 

 

全球疫情冲击可能长期化，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体系将面临长期不确定性，美国、欧洲、日本等已处于零利率或负利率区间，全球宽货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保持常规、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利率水平保持正常，本外币利差上升。人民币资产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境外投资者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会更加强烈，而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双向开放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也意味着能够吸纳足够多的境外资金。同时，在全球宽货币、低利率背景下，外部流动性或将持续充裕，资金可能回流新兴市场，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下资金持续呈净流入趋势，而中国金融机构和资金也会走出去，形成互相深度融合、联动效应加强的局面，金融脱钩和金融制裁的成本变得更高，有利于加强双循环格局。更多的境外机构和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有利于强化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规则意识，推进市场法治化，带动评级、咨询、会计、审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金融市场容量与深度，改善市场定价机制与效率，这对我国更好地吸引外资企业、改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维护和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