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2020·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径山报告》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已连续发布四年。

 

 

《报告》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今天分享的是《2020·径山报告》综合报告——《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由《2020·径山报告》课题牵头人、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冯明，CF40青年论坛会员石锦建联合撰写。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面临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优势趋于消失。二是后发优势不再。三是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具体而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包含如下五方面基本内涵：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下，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不过，尽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目前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主要包括：人口结构演变和资产价格攀升、劳动者报酬偏低和结构性供给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体系结构失衡、国内国际营商环境不够完善、金融风险累积增大等。

 

报告指出，如果要真正实现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基于此，报告提出七大政策建议。

 

 

 

文 | 肖钢、冯明、石锦建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明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的联组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全球化重构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十四五”时期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优势趋于消失。自2014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当前的7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农民工人数增速近年来持续放缓，目前已接近于零增长。在传统“人口红利”优势趋于衰竭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压力和农民工市民化压力未来还可能导致“人口负债”。

 

二是后发优势不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大多数产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差距不断缩小，一些产业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跟随和学习实现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实现创新驱动式的发展。

 

三是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可能面临长期停滞，中美博弈与对抗升级不可避免。新冠疫情冲击长期化和复杂化，加剧外部环境的恶化。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个市场涵盖了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类市场；既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既涉及实体经济，也涉及虚拟经济。超大规模市场并不仅仅以某些市场达到世界最大规模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全国统一的市场，以及对全球市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对内循环与双循环能够形成有力支撑的大市场。可以说，像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全世界只有一个。当然，尽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目前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要真正实现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十四五”时期，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具体而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包含如下五方面基本内涵。

 

 

“十四五”时期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将进一步体现。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首先是由我国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决定的。截止2019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量为14.0005亿人，占全球人口数量的18.4%。主要经济体比较来看，美国的人口数量约为3.27亿人，欧盟为5.13亿人，日本为1.27亿人，东盟为6.54亿人 。超大规模人口数量意味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群体。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92亿人，占到全球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比美、欧、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分别为2.14亿、3.31亿和0.76亿人 。尽管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4年以来已经处于下降趋势；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到2030年，我国20-50岁（即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的青壮年人口数量将达到6.12亿人，其中20-40岁（即九零后和零零后）的青年人口数量为3.90亿人。这些人群成长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高速增长期，受教育程度高，是互联网等新经济时代的原住民，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为我国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使我国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后起之秀，一代更比一代强，必将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长期趋势看，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储蓄率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008年达到高点52.3%以后开始下降，但目前仍高达46%，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分类标准，中国目前属于中上收入国家，而我国储蓄率高出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为32.2%）14个百分点，对于经济长期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强化。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元，按照当年1:6.9的平均汇率折算，相当于5.9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5.46万亿美元的零售总额，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98万亿元，完成货物周转量共计194045亿吨公里，日均快递达2.6亿件。

 

宏观数字背后是更多具体、鲜活的行业案例和微观故事。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第一大消费国。例如，在汽车和住房等大件消费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2019年全国汽车销量达到2575万辆，占到全球汽车总销量的28.5%，大幅高于北美的2087万辆和欧洲的1970万辆。201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5.97万亿元，销售面积达到17.16万平方米。

 

又如，春节等节假日期间动辄数以亿计的人口出行量一方面表明了我国超大规模的客运交通运输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交通运输体系超复杂、超强度承载能力。以2019年春运期间为例，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其中铁路系统发送旅客量超过1000万人次的天数达到23天。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地铁客运量均位列全球前五，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2019年北京地铁工作日的日均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达到1327万人次，上海和广州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分别高达1063万人次和907万人次。

 

再如，跨境出游人数和跨境消费，我国都是全球市场的第一大贡献来源。201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中国人2018年在境内及境外的奢侈品消费金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贡献了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奢侈品增量市场的超过一半。此外，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达到1451万桶/天，占到全球总消费量的14.4%，与欧洲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基本相当。高达7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快速增长是促成中国消费规模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孕育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按照同样的标准（三口之家年均收入10-50万元人民币），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分别约为2.1亿、1亿、8500万人。换言之，按照该标准，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已经大致相当于欧美日的总和。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测算，到2035年前后，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望实现倍增，达到8亿左右。

 

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也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支出结构呈现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典型特征——居民消费率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53%下降至2010年的35.6%，降低了17.4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的总体消费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超过65%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点48.5%。尽管消费率自2011年起开始逐步回升，但仍然明显偏低：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9.4%，总消费率仅为54.3%，这两个数字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消费率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赋予的新技术涌现、广泛应用场景等创新迭代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有重要体现。首先，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概率。人口基数和经济实力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两个基础性因素。自主创新条件下，人口基数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事科技研发的人数就越多，新发明新技术涌现的概率就越高。创新成果越多，内部市场分享面越大，而且可以不必过分追求各个主体的研发投入比例，计算研发总量就有意义。我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但拥有的公共产品规模，包括大型科研装备等，与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相比是不差的。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长，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0.89%上升至2019年2.19%。“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列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定量目标。

 

尽管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我国目前的水平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例如，2018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83%，日本为3.26%，德国为3.13%，OECD国家平均为2.40%；但从研发投入金额的绝对量上看，我国2019年研发经费共计21737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再如，从全球经验看，创新型城市往往出现在人力资源集中、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如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印度班加罗尔等。这些城市主要受到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并对周边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可以形成创新性区域经济，对一国高端创新有较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科技论文发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字，2019年全球共申请了26.58万件PCT发明专利，其中中国申请58990万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发明专利的第一大申请国。在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视听技术等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均处于领先地位。2018年，中国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为599386篇，位居美国（683003）之后，但已远超过排名第三第四的英国（211710）和德国（180608）。从论文被引用次数来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但仍居于第二位。以代表顶尖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的“自然指数”来衡量，中国2019年的得分为17724，相距美国（28330）亦具有较大差距，但远高于紧随其后的德国、英国和日本。

 

其次，超大规模市场还为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大多数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或应用人数的增加而降低。这一点在制造业领域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均有明显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量产和技术迭代创造了有利环境，正因如此，特斯拉等电动汽车企业愿意到中国设厂。在服务业领域，高达12亿的互联网网民数量和超过11亿的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规模，为各类电脑和手机应用（APP）的开发、试错、快速成长创造了有利环境，不仅使得中国诞生了诸如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企业，而且还催生了字节跳动等新一代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创新性和引领力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在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中，可以容纳更多的大企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超大规模市场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产业配套完善，也为高端科技设备“备胎”提供了充分的开发、试验空间。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普遍实行技术备胎计划，正是依托了巨额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其他产品利润支撑和广泛的业务应用场景。市场规模不大、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很难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技术备胎研发。

 

数据表明，近年来全球创投市场的重心正在逐渐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东南亚经济区域转移。根据《2019科创独角兽研究报告》，截止2019年6月全球共有452家“独角兽”公司，其中来自中国的公司数量达到180家，与美国（179家）相当，成为全球孕育科创企业最活跃的市场之一。2019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本土创投基金的募资规模达到391.68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创投基金的募资规模（370.51亿美元）；而从投融资事件数量及总金额来看，2015-2018年，中国均高于美国。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几乎从零起步，从单一结构走向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金融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国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对金融市场规模扩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如果金融过度发展或脱实向虚，必然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一旦酿成了金融危机，更会严重伤害到实体经济；但如果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是适应的、匹配的，能够最大效率地转化储蓄为投资，促进消费扩大，两者就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宏观杠杆率，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美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股市市值与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重超过400%，对于支撑其庞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信贷余额超150万亿，居全球第一位；股票市场市值超60万亿，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近100万亿，均位居全球第二位。

 

二是中国金融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样的投资者群体。以A股市场投资者为例，截至2019年末，投资者数量达15975.24万，较上年同期增长9.04%，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高达99.76%。从机构投资者看，经过多年发展，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群体不断壮大，公募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资管机构、QFII等多元化、多层次的机构投资者竞争合作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三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随着居民收入增长，财富管理需求和资产配置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四是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海外资金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我国率先走出疫情，率先恢复经济，金融市场表现出较好韧性和较强活力。而海外疫情持续扩散，无限量、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透支了政策效力，普遍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更使得金融资产收益率大大下降。相比之下，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稳健性、收益性优势便凸显出来。今年上半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在20%以上，反映出海外机构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上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内部的地区收敛效应将进一步显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蕴含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机遇。超大规模市场内部较大的区域差距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机遇、韧性和活力，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独特优势，是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

 

一方面，我国10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圈达到24个，都市圈、城市群可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较大的区域差距为产业转移、梯度发展，以及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制度型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下降，一部分中西部地区完全有条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使得我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虽然地区差距大并不能自然促进增长，但不同地区之间潜在增长率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差异，为各地区你追我赶、竞争合作、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潜在增长率高的地区就可以实现更快增长，生产力可以实现较多提升，资源配置会更加平衡与有效，从而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超大规模市场内部区域差距还存在对冲效应。一些地区发展滞后了，发达省市可以对口帮扶，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也可以流动到发达地区，获得更高收入，这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有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而其他中小型经济体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收敛效应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说越落后的地区发展潜力越大。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禀赋优势有差异，潜在增长率也不同，如何精准发掘区域优势、释放增长潜力是落后地区实现收敛效应的前提。过去二十年不同省份的发展经验显示，一些落后地区实现了快速追赶，而另一些地区仍原地踏步甚至更加落后。造成这种区域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不能否认落后地区的追赶潜力和收敛效应，关键是创造条件，精准发掘并释放增长潜力。

 

2019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北京（2.38万美元）、上海（2.28万美元）、江苏（1.79万美元）。人均GDP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甘肃（0.48万美元）、黑龙江（0.52万美元）、广西（0.62万美元），尚不及哥伦比亚、利比亚、秘鲁等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水平。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即1万美元的省份仅10个，占三分之一；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仅相当于北京市的五分之一。不同地区之间金融发展和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同样很大。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是实体经济三大融资来源， 2019年银行贷款及股权融资最多的省份为广东省，三分之一省份不到广东的十分之一；债券融资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市，其债券融资规模超过了人均GDP排名后十四位所有省份之和。上市公司群体基本上汇聚了各行业最优秀的企业代表，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从3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分布情况看，广东、浙江、江苏分别以649、470、442家上市公司位居前三位，合计占比40%，上市公司数量不足50家的省份达12个。如果考虑海外上市的情况，省际差异会更大。

 

 

较大的地区差异蕴含着增长潜力，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潜力释放、产业转移升级、国内贸易增长的过程。以邻省安徽和江苏为例，2010年前者人均GDP仅占到后者的37.9%，而2019年这一差距已缩小为47.4%，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安徽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从第14位上升到第10位。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条件更加有利。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了进出口平衡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为全球大规模的货物服务贸易往来、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数据显示，1980至2019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6.72万亿美元。一般贸易额占全球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机械设备、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电动机及发电机、集成电路等产业出口金额居前。进口总额也不断提升，主要进口品种为原油、农产品、汽车、矿砂、钢材等。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30个，很多与我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20年上半年，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出口和进口仅分别下降了3.0%和3.3%，6月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4.3%和6.2%。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大规模跨境货物服务贸易往来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中国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境外资本和企业来华投资，使我国快速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的国际生产网络。即使在近几年全球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年至今，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总计达到1.8万亿美元，投资来源地国家和地区达到179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而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达到4.1万家，达到历史新高。特别是我国高科技产业，2019年全年吸收外资增长25.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4.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68.4%。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跨国投资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我国实际使用外资4722亿元人民币，同比微降1.3%，而美国对华实际投资同比增长了6%。同时，注重对外投资协调发展。《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且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行业分布广泛。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515亿美元，同比微降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对外投资企业在税收和就业方面对当地贡献明显，取得良好的双赢效果。通过吸收和配置全球资源，推动海外布局与国内产业协同互补，增强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掌控能力，加速了我国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从金融市场跨境资金往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截至2019年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量共计6.41万亿元，其中，有2/3以上的资金投资于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2019年，沪深港通总成交额达到9.76万亿元。截至7月10日，今年通过沪深港通进入A股市场的净买入资金就已经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截至6月末，境外机构的债券托管量为2.19万亿人民币，比5月末多增829亿元，同比大幅提高33.48%。

 

 

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也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互联网、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化最大推手，必将打造升级版的全球化，企业以服务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客观规律不会改变，我国不断壮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将增强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吸引力，全球产业链无法与中国“脱钩”。这种压舱石效应不仅在汽车、铁矿石、日用消费品等传统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近年来在电子产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也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基石，而且还是培育我国自身产业链竞争力的“助推器”。过去，我国借助国内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在房地产、家电、个人电脑、手机等产业链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未来，由于互联网服务、芯片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特征，因而这种“助推器”效应还会更加凸显。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工业覆盖联合国工业体系全部门类，产业链较完备，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增加了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在疫情冲击下，我国迅速恢复了生产能力，特别是与抗疫直接相关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护设备，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及时给各国提供援助，有力支持了全球抗疫。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辐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需求方，自身产业链存在着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对资源品和高附加值零件与设备等进口依存度较高，需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不断补链、固链、强链，引进来，走出去，形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格局，深入融入全球经济投融资活动，努力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一代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以互联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领域为代表，其典型特征是区别于普通物质商品，能够突破传统的地理界限，加速国内国际市场的相互融合，更好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例如，我国的移动支付技术，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不断向海外拓展业务，目前已经应用于国外许多国家的零售领域，支付场景日益丰富，成为全球商户和中国客户的“连接器”，促进了全球跨境贸易便利化和便捷化。同时，这些技术应用所涉及的跨境信息交换、数据传输、资金清算和归集等业务，也要求跨境业务参与方各国积极合作制定相关规则，规范业务开展，这进一步便利了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更新迭代。

 

 

全球疫情冲击可能长期化，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体系将面临长期不确定性，美国、欧洲、日本等已处于零利率或负利率区间，全球宽货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保持常规、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利率水平保持正常，本外币利差上升。人民币资产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境外投资者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会更加强烈，而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双向开放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也意味着能够吸纳足够多的境外资金。同时，在全球宽货币、低利率背景下，外部流动性或将持续充裕，资金可能回流新兴市场，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下资金持续呈净流入趋势，而中国金融机构和资金也会走出去，形成互相深度融合、联动效应加强的局面，金融脱钩和金融制裁的成本变得更高，有利于加强双循环格局。更多的境外机构和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有利于强化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规则意识，推进市场法治化，带动评级、咨询、会计、审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金融市场容量与深度，改善市场定价机制与效率，这对我国更好地吸引外资企业、改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维护和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将发挥重要作用。

 

 

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当前还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

 

 

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会日趋加大。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自2014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当前的71%。二是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0-19岁和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20-64岁人口数量之比为49.6%，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这一数字在2020年会上升至54.2%，到2035年将进一步上升至69.1%。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对应的需要抚养的小孩和老人数量在未来十五年时间里会增加大约15人。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会引发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会提高经济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总储蓄率和居民部门储蓄率都将呈下降趋势，而储蓄率降低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四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养老难问题、医疗负担问题、养老保险账户不平衡、人口代际转型过程中的房地产价格风险等。

 

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大幅攀升，造成了剧烈的再分配效应。相对而言，有房的人受益，无房的人受损；买房早的人受益，买房晚或未买房的人受损。公共住房金融体系薄弱，房地产金融服务和工具不发达，加剧了金融供给管理与房地产业发展需求的矛盾，支持合理购房租房需求与防范市场风险的矛盾。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开始成为限制中青年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的阻碍，进而约束了经济增长动能和社会活力。房地产供需结构性失衡，一二线城市人口多、土地少，地价高、房价高，三四线城市住宅过剩。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加，而进城的人没房，农村住房空置，不能产生财产性收入。此外，高房价、高房租以及高负债加大了中青年人的生活负担，抑制了即期消费，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焦虑情绪。一些人依靠坐收租金、不劳而获，另一些人辛苦劳动几十年难以攒够钱买房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形成冲击，扭曲青年人的择业观。

 

 

 

 

从需求端看，我国消费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限。201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70892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733元，相当于人均GDP的43.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6021元。在30733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真正转化为最终消费的只有21559元，占70.1%。

 

从供给端看，由于制度藩篱和市场发育不健全，仍然存在大量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给的领域，从而限制了消费市场壮大。例如医疗服务、养老保健服务、家政服务、中高品质物业服务、幼儿陪护和教育、文化创意产业等。这些供需失衡并不涉及太复杂的技术创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于体制和政策藩篱。需要深化改革，释放存量要素资源，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活动。要素资源市场化再配置的过程中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创造出现实的经济增长。

 

此外，交易费用和行政成本等因素导致市场摩擦，也是限制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释放的原因。

 

一是物流成本仍然较高。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为14.7%，尽管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偏高。造成物流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公路运输在货运结构中占比较大；此外，降低过路费、加强港口铁路公路联运机制、提高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等措施也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二是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部分市场主体缺乏信用意识，虚假注资、骗贷骗保、拖延账期等行为仍广泛存在，信用违约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整体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医疗卫生、幼儿教育、中小学课外培训班、旅游、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质量监测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交易纠纷和不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降低了消费者的安全感、舒适感。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高，无形中加剧了市场摩擦。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较低，对民众和企业事务消极懈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市场意识淡薄，新官不理旧账、政策朝令夕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先承诺、后违约，事前热情、事中事后撂挑子，严重损害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面临较大挑战，高技术产业领域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核心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等领域“卡脖子”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高技能人才不足6%。据《21世纪经济报道》数据，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40%，德国占50%。在集成电路领域，尽管我国工程专业大学毕业生每年近50万人，但国内芯片设计企业仍不得不从海外大量聘用专业技术人才。此外，支持创新发展的制度软环境建设也有待优化。

 

 

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服务新兴产业及成长型企业能力不足，银行业和间接融资占比过高，股权融资占比过低。庞大的银行业并不能有效支持轻资产、少抵押品但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成长性企业，服务效率不高。资本市场容纳新兴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风险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严重，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发挥不理想，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短板明显，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仍不健全。

 

衍生品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以实体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的情况看，世界500强企业利用衍生品市场比例超过92%，而中国上市公司利用衍生品市场规避风险的占比仅8.5%。

 

居民金融财产性收入增加，需要多元化、多层次、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一个成熟的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收益和风险的有效匹配，有效地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实际上，中国居民部门可投资资金多与可供选择资产少问题长期并存，房地产是居民资产配置的最主要资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偏低，其中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比重更低。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居民家庭配置金融资产比重为20.4%，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而配置住房资产的比重达59.1%，高出美国28.5个百分点。金融资产配置中，银行理财、资管产品、信托占26.6%，银行定存占22.4%，现金及活期存款占16.7%，股票、基金等风险较高资产的占比仅有6.4%、6.6%。投融资不匹配直接影响了超大规模市场效率提升和潜力发挥。

 

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仍有待提升。尽管近年来金融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但仍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步伐，也影响了超大规模金融市场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生态、改善金融服务、改进公司治理、提升风控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但离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还有不小的差距。各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南北方差距有所扩大。一些城市虽然加快了追赶步伐，表现出较强的收敛趋势，但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还存在障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产业政策、竞争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甚至对跨地区并购活动与投融资活动施加不当的行政干预。一些地区在税收、用地、物流、政务、公共服务等营商环境方面还存在不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压力较大、活力不够，创新动力不足。

 

逆全球化趋势对我国超大规模优势带来严峻挑战。尽管我国拥有完整的超大规模制造业体系，进出口贸易总额高企，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中地位仍然偏低，我国通过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融入全球生产、贸易、流通网络中，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当前，“逆全球化”、“去中国化”暗流涌动，给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冲击，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十四五”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不断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政治经济博弈更加复杂多变，如何抓住“十四五”这个重要的“窗口期”，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过去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进一步暴露的时期，同时又是国际环境变化和全球疫情冲击带来新的风险应对的关键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继续升高，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加重，居民偿还住房贷款和消费型贷款压力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日益突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房地产风险仍然存在。

 

从全球范围看，金融脆弱性上升，跨境风险交叉传染事件增多，全球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股市危机等金融危机的概率显著升高，我国在开放条件下防范输入型风险任务艰巨。随着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技术风险引发的金融风险隐患明显增多，产融结合、跨业经营的风险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因素事关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金融具有“双刃剑”的特征，如果风险防范不好，就会给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实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从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以下建议。

 

 

为充分挖掘和释放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主动应对老龄化挑战，首先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教育改革，出台青少年学习和探索数理化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优惠扶持政策，营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实施精英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形成高质量、多元化、竞争力强的人力资本。其次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高度重视房价大幅起伏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年轻人择业问题，特别是房价过高会影响制造业发展，降低产业链聚集效应，增大成本压力，影响青壮年人口合理流动。再次要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增强保障能力。养老金要实现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盖面，加快构建养老金“第三支柱”，全面开展养老金投资，降低企业负担，增加个人回报，充实个人账户养老金，为青壮年劳动者做好未来养老的财务准备。要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公共养老机构和商业养老机构并存互补、结构合理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

 

 

要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确保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适应。从“十四五”开始，争取用接下来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当前的4亿扩大到8亿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在初次分配以市场化手段为主的基础上，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防止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尤其要注重保障生育、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平等，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避免阶层固化。进一步加强扶贫脱困的常态化机制建设：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造血功能；做好民生兜底工作，完善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特殊人群的补贴救济及专项转移支付，帮助他们增加消费能力。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适应农村人口向县城聚集的需要，加快推进县域产城融合。要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动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性收入。支持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消费支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政府部门向市场主体购买服务比重。适当发展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

 

要加大供给补短板力度，针对医疗、养老、家政、物业、幼儿教育、文旅休闲等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领域，及时破除制度藩篱，引导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广泛开展托育、养老、家政、旅游、电商等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国内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加强质量管理、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要加强城乡消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乡融合的消费供给网络、优化供给布局，改善县城及乡村居民的消费可及性与消费体验，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要加快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商业化运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促进各类新业态发展。

 

 

坚持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原则，确保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基本制度的内在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规范各级政府担保机制、方式和业务模式，严禁要求企业提供抵押等反担保措施。同时，为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存货、通用机器设备等担保品的确权、流通、处置等立法，确保担保品可确权、可评估、可流通。

 

考虑到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建议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不过多地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相关条款重复，主要侧重在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重点解决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问题，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要求纳入法律规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不应对企业发展速度、规模和行业选择等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减少审批、核准和备案事项，必不可少的必须明确公布。强化政府监管标准的严格、统一、可预期，不因经济波动而在宽严之间摇摆。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降低经济运行中因行政成本而造成的交易费用和市场摩擦。

 

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与方式，将支持民企发展作为业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新型银企关系，在充分竞争基础上，银企双方选择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全面、充分沟通，增进互信，患难与共，长期合作。改进对民营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提供的担保物价值等条件已符合贷款审批条件的，金融机构不得再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及其近亲属提供保证担保。发展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纳入风险资产对冲工具，适当放宽资本金占用规定，商业银行购买信用保护，可以减少资本金占用。引入多元化金融机构参与，增加市场流动性，为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风险偏好，实现信用风险的分散与转移，发展以计算违约概率和违约回收率为核心的定价方法，形成市场化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定价机制。

 

健全民营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决策的有效制衡与运转协调。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防止盲目投资，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控制企业杠杆率，防范流动性风险。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全面、准确披露信息，赢得市场信任。

 

 

关键在于以金融战略性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去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要以股权化、长期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为核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结构平衡、富有韧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强化金融的创新催化剂功能。继续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市场化常态化退市制度改革、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深化对外开放，并加大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构建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健全有利于股权融资发展的税制体系。引导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着力培育发展耐心资本。从强化税收激励、健全金融机构长期融资渠道、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优化产品期限结构等方面推动金融机构行为的长期化。

 

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抢抓机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在“十四五”末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推动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融合发展，提升人民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

 

 

当前房地产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平衡金融供给与金融风险，症结在于资产价格及其预期管理。房地产金融改革既要服务于、服从于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防控金融风险、控制杠杆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有效供给和引导资产合理定价，也要顺应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趋势，推动房地产业从增量供应向存量经营过渡，从相对简单的标准化开发转向复杂系统的定制化开发，从住宅开发走向多元化房地产经营平台，从房地产制造商向资产管理人进阶。为此，房地产金融改革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房地产金融体系，探索创新型的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

 

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局面。抓紧落实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及时完善相关规则。适时扩大底层资产类别，推动长租公寓和商业物业公募REITs发展。建立规范的房地产股权基金，增加股权融资，降低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现项目风险隔离与有效管理，实行定制化收益分配，使各方风险、收益和权责更加匹配。提高投资机构专业管理能力，拓展资产改造、城市更新和企业孵化等高附加值业务功能，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居民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创新房地产金融服务，构建有效、包容、可持续的公共金融体系，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租房需求。进一步发挥政府、金融机构、民营企业等多个参与主体作用，对中低收入家庭合理购房需求，政府通过信用担保、向商业银行贴息、提供政策性贷款或对首付款予以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同时允许银行以这类按揭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发行MBS，并以政府信用担保，实现融资风险分散。要合理确定总规模，严格把握借款人资质条件，控制底层资产。对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地方政府应提供无偿或低价用地，建设资金可以财政支持或借款解决，建成后原则上只租不售，打包资产发行REITs进行再融资，滚动发展，降低地方财政负担。

 

 

练好金融市场化改革内功。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逐步形成以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上下限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要拓展多元化业务，结合自身特征推动专业化、科技化、差异化、区域化发展。

 

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加快推进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提升人民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

 

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要变传统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变传统静态监管为动态监管，变传统全环节监管为关键环节监管，将活力放回市场。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及时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预调微调，重点防范外汇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单边贬值预期，构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微观合规管理框架。完善关键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升金融体系法律的完备性。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创新和规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支柱”政策框架，做好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压力测试，推进功能监管、协调监管，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完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

 

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转变经营理念，补充资本，改进公司治理，加强对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健全内部合规与风险控制流程，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提升业务能力与效益。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控制举债规模，严格项目筛选，加强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普及投资者、消费者教育。深入分析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管理政策措施。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坚决反对并妥善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工作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