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似，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但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本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也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简单加总，而应是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下的发展理念、发展导向、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全方位的根本性转变，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方针和总要求等一脉相承，是产品提质、产业增效、生态改善、要素培优、制度创新等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是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所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系统的、动态的，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深化农业农村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城乡融合，在供需匹配、要素配置、投入产出、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农业农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相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既是方向、路径和手段，也是引领、支撑和推动力量。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城乡及农村内部双重不平衡加剧、乡村人口与乡村产业双重“空心化”交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双重短板叠加、龙头企业经营与农民持续增收双重困难凸显等诸多问题。这既是当前需要着力破解的重点任务，也是在“十四五”时期需要持续加大力度重点攻克的时代命题。

 

１．城乡及农村内部双重不平衡加剧

 

一方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值仍在拉大，二者比值在２００２年突破３．０（３．０２６）之后，直到２０１０年才重新回落到３．０以下（２．９９４），其间虽有起伏，但均在３．１上下波动，２００７年达到３．１４４的最高值后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但缩减幅度呈震荡走势，２０１５年以来每年缩减幅度维持在０．０１—０．０４。如果分别按年均０．０２和０．０３的缩减速度，城乡收入比要从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４４降至２．０，也分别需要３２年和２１年。①另一方面，农村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也在强化。根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结果，处于最底层２０％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两年年增势强劲，但整体上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低收入户年均增速仅在４．９６％，远低于９．８１％的同期高收入户增速，即便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低收入户年均增速达到１０．４３％，但其他组别仍总体呈现马太效应的格局，且低收入户增速波动较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均在其他组别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负增长，说明低收入户增收相对缓慢且基础仍不稳固（见表１），这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悖。

 

２．乡村人口和乡村产业双重“空心化”交织

 

人和产业是区域发展的两大核心因素。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大量非农化、转移到城镇乃至市民化，这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但如果对乡村人口转移后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缺乏及时有效的跟进，便极易形成乡村人口“空心化”与乡村产业“空心化”交织的现象，并成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集中体现。这一问题在欠发达乡村尤为突出，导致乡村发展活力不足，影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一是乡村人口外流加剧村落锐减。由于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乡村人口持续外流，并带来自然村落的加速消失。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安徽两省２０１９年人口净流出分别为１３１２万人、７５３．５万人，分别占户籍人口的１２．０％、１０．６％。②同时，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全国自然村由３１３．７万个锐减至２６１．７万个，１０多年间减少了５２万个，平均每天消失约１３０个。③二是乡村产业“空心化”渐显。在一些传统农区，尽管农产品产量高、占比大，但优质产品少，农业大而不强、结构不优、品牌优势不突出，现代科技应用整体落后，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低，农业价值链发掘不足，产业融合度低，市场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特别是受经济下行、成本上升、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乡村产业发展低端化、边缘化，面临困难增多。三是乡村发展系统性不足。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化肥、农药施用量虽然已实现负增长，但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仍然凸显，一些缺水地区还是大水漫灌，秸秆、粪便、农膜、生活污水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和利用，部分地区垃圾围村现象仍比较严重。这些情况表面上是人居环境和污染治理的问题，实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重构、乡风文明建设不足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影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３．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双重短板叠加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欠账，一直是困扰乡村发展的重要问题。经过近年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努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已普遍有较大改观，但在这些设施尤其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上以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面临补齐短板与提档升级的双重任务。如何在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中弥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欠账，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一是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上，一些农村供水、供电、供气条件差，道路、网络通讯等设施未实现全覆盖，在烘干设备、预冷设施、冷链贮运等现代基础设施方面配套不足，在生产标准化、绿色高效技术应用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产地批发市场、产销对接、鲜活农产品直销网点等设施相对落后，物流经营成本高，严重制约优质蔬菜、优质水产品、优质林果等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二是在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上，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依然参差不齐，一些地方标准不高、配套不足、利用率低。农村垃圾集中处理和污水处理能力有限，乡村产业发展的环境保护设备配套和运行能力较弱，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的防范应对能力仍然薄弱。三是在农村公共服务上，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短板明显，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距离。仅以医疗卫生为例，２０１８年全国乡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分别只有４．６３人、４．５６张，仅相当于城市的４２．４％、５２．４％。

 

４．龙头企业经营与农民持续增收双重困难凸显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效应逐渐凸显。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乡村产业发展、龙头企业经营、农民就业增收等增加困难和挑战。稳增长、稳就业、稳增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将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经营困境凸显。作为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农业龙头企业，当前经营困境呈现三重叠加的态势，纾危解困的不确定性增强。一是周期性因素和非周期性因素叠加。除了经济下行和行业发展的周期性因素外，行业和企业转型以及一些偶发因素如非洲猪瘟等，都从不同层面促使国内外、企业内外、行业内外等复杂因素交织，使农业龙头企业经营困难不再是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的个别现象，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性的问题。二是传导性因素与内源性因素叠加。本轮农业龙头企业经营困难，既有金融去杠杆的外部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盲目扩张的经营策略失误导致积重难返，还有因陷入互保漩涡而难以自拔，加之近年来原材料及人工等成本上升，尤其猪肉价格飞涨在为生猪养殖企业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带动相关环节生产成本的激增，以及环保限产等导致企业直接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增加，都加剧企业经营困难。三是系统性影响与根本性影响叠加。龙头企业成长非一日之功，对于从事农业这一周期长、风险大、惯性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尤其如此，而其命运翻转可能仅在一夜之间。一旦企业经营困难，往往会因业务关联、信贷互保、债务关系等而在区域内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在经济下行和银根收缩的大背景下而往往回天乏术，对区域内的行业发展、社会就业等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培育才可能形成新的龙头。与此同时，农民增收渠道拓展难度加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粮食价格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在逐渐减弱，而农村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带动广大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因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推进，仍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难以发挥农民增收主渠道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