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数字化、大国博弈、治理重构等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将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此次新冠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中美之间对抗将进一步加剧，并向多领域蔓延，各领域脱钩的风险大幅上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并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二产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产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转载： 新宏观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昌盛  许 伟  兰宗敏  江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