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四五”即将于2021年开启，当前，我国各地区各领域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十四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也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在当前新发展理念和经济战略布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些举措是否会贯穿整个“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将出现哪几方面的新特点？

 

 

规划，最早出现在《五代史平话·周史·卷下》，曰：世宗乃自往视，授以规划，旬日而成，用工甚省。简而言之，规划就是对未来可预期的通盘谋划。

 

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检测应急所所长汪礼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十四五”这五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梦”的关键节点，因为这五年既是“两个百年”的交汇点，也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跨过10000美元（2019年达1041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由此看来，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十四五”规划既有承上启下这一历史责任，更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非常使命，规划编制的质量和水平显得尤为关键。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就是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把握时代机遇勇担历史使命，做一篇下个五年的好文章，规划的编制将起决定性作用。”汪礼俊认为，这次规划编制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一背景下启动的，全球疫情、中美关系、台海局势等一系列事件的走向将深刻影响着未来五年的发展。

 

汪礼俊告诉本报记者，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上，要充满信心，突出高质量发展，在着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尤其要着力社会、民生高质量的发展，让我国坚实地迈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

 

同时，要体现国际情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至今也没有有效遏制疫情的迹象。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未来几年里帮助国际社会，尤其是友好国家、欠发达国家渡过难关，勾勒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很多难啃的‘骨头’到‘十四五’要啃一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表示，“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一是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二是靠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实现生产要素彻底市场化和自由流动，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三是通过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四是继续完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从制度层面上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扩大开放。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在发展举措上，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

 

从最近几年变化趋势分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上升，投资对经济的驱动力逐步下降；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进一步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31.8%，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有专家分析，以上发展趋势将持续。

 

徐洪才认为，与以往相比，“十四五”期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进入深度衰退。在此背景下，启动双循环战略，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虽然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调整，但和以前的战略有连续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总体上，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不会变。

 

在不变的前提下，启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开放。其中，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实和扩大内需战略相一致，是建立在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是两大重要抓手。

 

具体而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第一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第二有赖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变革。这两点是畅通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两大抓手，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徐洪才认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靠科技提升产业链。另外，农业现代化同样需要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革。

 

 

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徐洪才表示，过去1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以这个速度，到203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5%的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基本完成新型城镇化任务。展望即将开始的“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

 

在徐洪才看来，“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这同样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新型城镇化把农民变市民，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今，新型城镇化已经从第一产业发展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将大幅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

 

“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制度变革，让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让市场参与土地资源配置。”徐洪才表示，土地制度突破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让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彻底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建立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尤为重要的是，城镇化改革中要避免千城一面和地方本位主义，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通过产城融合，优化城镇布局，这需要规划引领，规划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