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承

 

　　2021年迎来的“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攻坚期，全国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和“十三五”时期相比，“十四五”时期的能源行业变革将面临许多新变化、新要求，需要走出一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互促进的新路。同时，“十四五”能源规划是正式开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但要解决“十四五”期间能源如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的问题，还要为2035年、2050年的长期发展找准方向。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告诉笔者，疫情为“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新背景，造成的冲击会在“十四五”初期形成市场疲软的短期局面，但这又提供了一个化危为机的机遇，中国可在此形势下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和相应改革。“这是一个转型的机遇窗口，不可失去。”

 

 

　　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从传统能源的结构转型，还是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开发利用方面，2019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2.04亿千瓦，生物制发电装机2254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总量约占全部发电装机总量39.5%，同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了2.04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27.9%，其中水电是1.3亿千瓦时，风电是4057亿千瓦时，光伏发电2243亿千瓦时，生物制发电1111亿千瓦时，在全球范围来看，上述的几项数据均居全球第一位。

 

　　产业结构方面，过去几年风电、光伏等先进能源技术持续进步，成本不断降低，已经具备了经济性、技术性的基础，我国新建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度电补贴强度由最高时的2毛5和8毛3分别下降到6分钱和1毛3左右，已经向可再生能源技术强国迈进。

 

　　可再生能源逐渐占据增量主流的背后，是我国传统“优势能源”——煤炭增量的逐年退坡。“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增量分别约为12.4亿吨、8.5亿吨、3.3亿吨、1.0亿吨（原煤）；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增量中的占比分别为55%、43%、22%、9%，逐步递减，且在“十三五”期间降幅最大。

 

　　建立在“十三五”时期的基础上，“十四五”时期的能源转型发展尤为关键。对于必须要开展的低碳转型要早些快些推进，对于传统发展方式的延续使用部分，要尽可能防止沉没成本问题，需要认真进行全寿命周期最小成本、最优效益的分析。

 

　　“十四五是我国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阶段。”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郑朝晖告诉笔者，“中国的清洁能源转型绝对不能走回头路，还需要有进一步大的作为。”

 

　　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表示，“十三五”时期偏重环境保护的能源转型，要向“十四五”时期更注重生态保护、重点考虑碳减排转变；“十三五”时期的能源数量保障，要向能源质量保障转变；同时，“十四五”时期的能源变革，不仅要考虑5年发展，更要兼顾长远和均衡。

 

　　特别是在今年的疫情之后，眼下的紧急措施需要与长远的行动方案相结合。“从长远上看，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想象未来得30年，一个环境越来越安全、清洁、舒适的领域，它也会变成支撑经济持续增长一个新的动能、新的领域，”邹骥告诉笔者。

 

　　邹骥认为，绿色可持续是建设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对“增长”的追求不应放松对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的管控，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或现代化的弯路。

 

 

　　那么，在长远目标之下的能源转型有将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首先，未来的机遇来自于成熟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满足新增能源的需求，“十四五”是风电和太阳能行业进入平价时代的拐点，是风电等清洁能源走向主流能源的关键一步。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颇为关键的重点，也是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与挑战。

 

　　第一，光电、风电都属于低密度能源，它需要的是足够大的安装空间，特别是在我国的东部，也是能源的主要消费地区，不存在大规模集中的风电光伏安装条件，无论是安装还是运营成本，都相当高昂。

 

　　而这一挑战带来的机遇，就是通过老旧小区的改造，大量进行屋顶太阳能的安装与节能改造。按照相关部门统计，本世纪以前的住宅屋顶面积超过100亿平方米，如果全部加装太阳能屋顶，将等于再造三个三峡大坝水电站。大规模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同时，可以极大程度上地解决目前可再生能源生产与消费区域不均衡的问题。

 

　　其二，目前电网容量已充分发展,但缺少足够的灵活电源是电网难以接纳更多的可再生电力的主要原因。发展灵活电源、将电能的刚性负载变成柔性负载是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

 

　　一方面，可以把智能充电桩跟建筑结合起来，用它来起到很大的柔性负载的作用，来接收外边的可再生电力；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就是在消费侧、用电侧，也可以起到灵活电源的作用、起到虚拟电厂的作用，可以把它当成灵活用电的负载。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电能的替代也至关重要。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称，从能源实际角度出发，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比例，实行较大力度的电能替，稳步降低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而在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发展之外，另一大机遇则在于“零碳能源”——氢能的发展与利用。目前，凭借其来源广泛，用途多样、转换灵活、易于储存等特点，氢能已成为全球下一代清洁能源新星。

 

　　根据IEA的统计，截至2019年5月，全球直接支持氢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激励措施的国家总数约为50个，在20国集团和欧盟当中，有9个国家制定了氢能源国家路线，近年来全球氢能产业发展迅速，特别以燃料电池为核心氢能应用正在逐步由试点示范走向专业化推广。

 

　　中国氢能来源比较广泛的，有利于支撑燃料电池供能氢能规模化应用。但目前的挑战，来自于氢的制取方式是否足够清洁。“氢能并不是一次能源，需要通过加工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告诉笔者，“完全清洁的电解水造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从当前的技术角度下，需要防止煤制氢盲目发展，避免造成生态破坏、气候变暖新的风险。”

 

 

　　徐林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战略和措施推进低碳能源替代, 在消费端要推进电气化和电能替代。应强化对风电、光电领域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努力取得新的技术突破，这样可大大提高风能、光伏发电的转换率，以及储能技术、电池技术的水平。

 

　　自19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相比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新资本投资对GDP的贡献仍处于劣势，有较多产业仍处于世界产业技术和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

 

　　“相比传统的化石能源和燃油车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清洁电力、能效技术等有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能力。”邹骥说，“投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自然资本可帮助中国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占据先机，塑造长期竞争优势。”

 

　　在这一轮产业革命中，单一领域的技术进步难以独撑大局，跨技术领域的融合、协同和创新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以新型工业和城镇、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和交通为代表的低碳技术交融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同时，在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与长期的政策改革中，也需要以一个更加创新和宏观的视角。

 

　　 短期来看，尽管经济刺激计划是为了在短期内见效，但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充电桩等“新基建”应用高度依赖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其布局规模与密度应与当地产业需求、社会治理需要相匹配。

 

　　“若不对刺激计划进行良好的统筹管理，将出现重复建设、产能闲置的现象，造成大量投资闲置浪费，加大结构失衡的风险。”邹骥说“与长期新增长故事匹配的合理优化的刺激经济计划将使其长期效益最大化。”

 

　　长期来看，应该推动自然资本的产权界定、上市交易和市场定价，建立激励相容的环境经济激励政策体系；推动绿色财税改革，向市场释放更为明确和稳定的政策信号，大幅提高对自然资本的投入；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推动绿色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气候政策的协调融合。

 

　　“应打通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通道。”邹骥说，“清晰界定自然资产的产权、定价、分配和交易机制，合理配置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参与主体的责权利，以更严格的环境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来激励‘好的发展’，解决激励不相容和高边际成本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