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是应对当前我国面临一系列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措施。近期我国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上完善了一系列顶层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市场不仅仅是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系统性的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性框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要素市场化改革和产权制度是下一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关于完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意见的发布明确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基本要素，预计后续关于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意见也会相继发布。另外，《民法典》的出台为深化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基础。市场活动中的经济关系绝大多数都表现为民事关系，《民法典》从自然人地位平等、产权明晰、契约自由以及交易公平等方面保障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基本利益。

 

 

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面临的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之一，过去我国基于国土主体功能、东中西部区域、城市群及“两带三圈”发展上先后制定了不同层次的区域发展规划，但不同层级的区域规划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原有的区域规划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今年5月国家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预计接下来关于东北、中部及东部的区域差异化政策也将陆续推出，新一轮的四大板块战略要与2010年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高度匹配，要强化西部主要为生态保护区，中部是重要的拓展区，东部是限制性开发区的基本定位。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的21个优先发展城市群要发挥中心城市的积聚潜力，加大对周边城市的带动效应，要明确城市群与特殊关税区、高新技术园区之间的衔接关系；在“两带三圈”（“两带”指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区，“三圈”指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级城市战略上，要明确与21个城市群之间的关系，要明确三大城市群在功能上的差异化定位。

 

 

自2015年我国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在“三去一补一降”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供给侧改革还是较多的表现为行政性手段。为更好解决我国内需动力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我国要坚持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并举，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推进供给与需求的对接，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这一方面是应对全球经贸活动萎缩、逆全球化趋势强化下，降低我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性，降低输入型风险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近年来制约我国第二、三产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内需不足。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同时我国具备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打通内循环是我国应对发展环境长期趋势性变化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都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发展，但从第四次普查数据来看，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仍然不高，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9.5%，仅比2013年的占比提高1.7个百分点；产值占比从10%左右上升到13%左右。科技创新的发展仍然存在传统产业和高新产业两层皮、创新主体活力不够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一方面要引导地方政府根据资源禀赋来差异化布局科技创新发展，不搞盲从和趋同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在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当前我国以华为等为代表的大型民营企业在数字科学发展中占据了全球重要位置，但与美国、日本等市场相比，我国在生命科学创新发展上还明显不足，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大在生命科学上的技术投入，实现生命科学与数字科学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即高收入阶层社会保障更好，低收入阶层社会保障体系更差。根据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末实现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理念融入政府治理，到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要以推进服务业开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业开放，截至2018年底我国上述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15%，与西方国家近30%的占比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扭转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认知偏差，积极引入民营、外资等多元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释放社会服务业的巨大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延续以开放促发展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推进从商品服务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在外商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和数字贸易等领域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制度框架；推进产业制度、产品规则、竞争制度的进一步开放，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积极构建适应于新一轮开放的国内产品和服务标准化体系；以深化中日韩区域合作为中心，逐步拓展至东盟及“一带一路”地区，加强开放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完善对外开放的安全保障体系。

 

 

过去二十年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货币化过程，银行借助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成为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机构主体，银行净利润在过去二十年增长了20多倍。快速扩张的货币引致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两大结构失衡：一是直接融资占比明显偏低，2019年以存量口径测算的我国直接融资占社融融资的比重仅为12.3%，融资结构明显失衡；二是我国存在短期资金、流动性资金明显过剩，而长期资金、股权投资资金以及能承受一定风险的资金又明显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枢纽作用，在强化金融体系融资功能的同时也突出风险管理功能，推进企业扩张从负债到资本的转变，着力解决三大问题：其一，构建服务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体系，以完善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为基础，构建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优化资本配置；其二，提升金融体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在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发挥中小银行和证券公司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能力；其三，继续强化金融风险管理，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构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作者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