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主要特征趋势研判：国际化

——“十四五”系列研究报告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陡然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脉络，准确判断和防范化解各种外部挑战和风险，是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紧密相连。综合看“十四五”时期的国际环境，世界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盘，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长周期，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化进入新阶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美战略竞争博弈或有所加剧，美国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将为中国“接招”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中美经济摩擦可能缓和，但不会消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格局产生明显扰动，不仅对全球经济有当期冲击和影响，更会对“十四五”时期的国际环境及产业链全球分工模式产生明显的中长期影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但也要清醒看到，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定深度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停滞、不动摇、不松懈，保持战略定力、耐心资本、底线意识，学会“与压力共舞”“与风险并担”，继续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大潮流共进。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主要特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结合长中短期的视角，从百年大变局、中美战略博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三个维度来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一）“十四五”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其中，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是把握国际环境的核心坐标起点。这也意味着，“十四五”时期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短期形势变化和问题的认识必须要立稳这个长期坐标判断。

 

一是“十四五”时期全球力量格局继续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2008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到201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59%。联合国数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约100亿，其中85亿将属于目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格局的演变，背后是东西方文明的交锋。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巨大。预计“十四五”时期将不会改变这一趋势，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相对超过发达经济体，将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争取到更大份额。

 

 

图2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年

 

二是“十四五”时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于加速之中。18世纪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科学技术是引领大变局的革命性力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将呈现“一主多翼”的基本格局。“一主”即以信息技术深度发展和全面应用为特征，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兴技术群落应运而生；“多翼”指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创新发展迅猛，或在农业、能源等领域掀起产业变革。

 

三是“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快速变革期。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现代化发展模式更趋多元，国际治理体系向协同共治转变，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求稳定、盼和平、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诉求。近年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大国间博弈和对抗风险凸显，现有国际秩序正在遭受严重冲击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快速变革期，治理理念发生明显变化，互利共赢的理念有所削弱，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治理机制平台日益丰富。

 

四是“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暗潮涌动，全球化动能可能衰减。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十四五”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空间有限，零和博弈思维突出，预计贸易保护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仍在发展壮大。

 

综合看，百年大变局深刻复杂、变乱交织，各种新旧因素、力量、矛盾相互叠加碰撞。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深刻重塑，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长周期，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格局日趋均衡，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

 

（二）“十四五”中美战略竞争博弈或有所加剧。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倘若发生严重战略误判，就可能使冲突和对抗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要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核心问题是稳妥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和激烈对抗。

 

一是“十四五”时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全球超强地位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美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受国内政治斗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制约，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明显下降。但要清醒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发生颠覆性转变，美国“一超”地位难以改变。如教育领域，美国拥有世界排名前20位大学中的17所；金融领域，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3%，人民币占比仅为1.2%；军事领域，美国军费已达6490亿美元，是紧随其后的8国军费的总和。今后一个时期，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态势将继续发生变化，但这种升降兴衰、转移更替将是个长期过程，“十四五”期间不会发生质变。

 

二是“十四五”时期美国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将为中国“接招”增加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互叠加，冲突和对抗氛围加剧，均给中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包容与合作的氛围在削弱，冲突和对抗的氛围在上升，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观念正在面临严重冲击。政治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地缘政治思维在近年来有不断强化趋势，越来越强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在亚太，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美国推进“印太战略”，试图构建“亚洲版北约”，在更大范围内对冲中国崛起，拓宽美国的战略回旋空间。2019年6月29日，在美国颁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中美竞争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扩展，太空、网络、深海、极地成为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和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新平台。经济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依靠这套体系，西方特别是美国享受着制度上的红利。但现在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的利益拓展。两年来，美国退出一系列协议和组织，试图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美国强调本国利益、忽视全球共同利益，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逆全球化潮流而动，试图重塑国际经贸规则。军事方面，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军备竞赛的阴影又重新回归国际舞台。2019年，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是美国自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以来的又一重大战略举动。它意味着美国在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已经挣脱了所有束缚。美国重启军备竞赛并非仅仅针对俄罗斯，兰德公司早在2016年就提出，美国可沿日本到南海再到波斯湾一线部署陆基弹道导弹，迫使中国耗费巨资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军备竞赛消耗中国、迟滞中国的崛起，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十四五”时期中美经济摩擦可能缓和，但不会消失。贸易方面，北京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2018年1月的8％上升到2019年21.1％的高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后降至20.3％。同样，华盛顿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3.1％跃升至21％，然后在同一时期下降至19.3％。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已经约五分之一的公司表示或计划将产能转移出中国。2019年8月，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赋予的权力强制所有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该法案原本旨在惩罚和孤立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从未以这种方式被以往的政府行使过。金融方面，截至2019年2月，共有156家中国公司（包括11家国企）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1.2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已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立法小组正在酝酿一项立法，这将迫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审计和面临更多的监管，否则将面临强制退市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出了限制将中国公司纳入股票指数的可能性，以减少美国投资者向中国投资。这种针对性的举动如迫使中国公司公开账目，或者完全限制它们接触美国的资本，这将减少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近期发生的瑞幸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给美国制裁中概股提供了“炮弹”，为在美融资和现有中概股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综合看，“十四五”时期中美之间的矛盾问题将陆续在贸易、科技、金融等多方面显现，但国与国的竞争既是实力的博弈，更是制度的较量，中美关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竞争更加突显。“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要求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