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如何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国资国企服务方式升级？

 

目前，市场竞争的方式除了“硬实力”之外，更多的是拼“软实力”—服务。而这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窥见一斑。有统计资料显示，2003—2019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5.6%上升至53.9%，第一产业占比从12.3%下降至7.1%，第二产业占比从45.6%降至39.0%。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9%，较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出0.8和1.2个百分点。服务方式的迭代升级对国资国企深度参与市场竞争提出了新要求，甚至颠覆了传统服务方式，依靠坐等生意上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问题2：如何打破基础性技术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桎梏”？

 

改革开放42年以来，依靠“引进来”，我国在科技与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在一些基础性技术的关键领域，伴随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暴露出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企图。“十四五”期间和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引进来”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更从根本上改变容易受制于人的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创新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能否过坎的关键。要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培育创新优势企业，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问题3：如何应对世界经济更加复杂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增强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向好。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暗流涌动，尤其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从维护本国的利益出发，一些大国叫嚣“产业回流”，或者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所以，如果我们还仅依赖原来的退税、补贴、劳动力红利等应对危机，就会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也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我国14亿人口这个天然的消费大市场，激发内生的消费活力，应对外部冲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撑腰”。这也与唯物辩证法当中的“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相符合。“十四五”期间，国资国企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更加复杂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引领高质量发展，成为国资国企必须思考和承担的重大战略问题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