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位势判断，维系怎样的中美关系、如何主导并推动新型全球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蓄势攻坚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承前启后期，是我国突破围堵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转折期。从“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位势判断，维系怎样的中美关系、如何主导并推动新型全球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来谋划和推动开放、创新、改革举措。

 

 

从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开始，美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长达130年。2023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美国的65%，仅次于日本GDP在最高峰时期与美国的比值（71.34%），远远超过苏联GDP在最高峰时期与美国的比值（40.6%）。同时，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快速上升，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和总营收、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十五五”时期，中美GDP比值将大概率超越日本GDP在峰值时期与美国的比值。随着“70%魔咒”被打破，中美博弈将进入18世纪以来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从未有过的竞争阶段。

 

在畏惧被我国实现经济总量性和结构性超越的情绪影响下，美国将对华打压遏制的触角从贸易延伸至科技、投资、文化、金融、军事等领域，但是美国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策略的成效并不明显甚至适得其反。2023年，中美贸易总额由6335.2亿美元上升至6644.5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由3233.3亿美元上升至3361.3亿美元。在高科技领域，美西方的层层围堵激发了我国企业强大的创新潜力，盟友在美国逼迫下也不愿完全放弃中国市场或牺牲其在华利益。此外，美国对华裔科学家和我国留学生的歧视和迫害推动在美优秀人才回流并助力我国科技创新。

 

无论是英国超越荷兰，还是美国超越英国，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都来自产业革命。这也是美国确立以科技打压为主导的对华策略的重要原因，其意图是极力降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我国出现的可能性。“十五五”时期，无论是特朗普的“大院高墙”策略抑或哈里斯的强化同盟策略，美国都将对我国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军工制造等具有追赶其潜力的领域出台新的制裁措施，并联合欧日韩等进一步削弱我国“新三样”、船舶等优势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此外，美国将重拾拖垮苏联时采用的战略诱骗、舆论抹黑、金融收割、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激化我国内外部矛盾。

 

虽然中美贸易保持稳定规模，但是美欧与我国“脱钩断链”的趋势仍在持续。2023年，美国对华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已降至13.7%的历史低位；我国对欧（欧盟27国+英国）直接投资规模大幅收窄至68亿欧元，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美新增直接投资由2016年最高时的169.8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72.9亿美元。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保持与英国的经济联系，积极吸收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生产要素，并扩大自身的海外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成功将英国的注意力转向欧洲大陆对其威胁更大的德国后，不断壮大自身内循环，以致英国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对美国外循环的打压收效甚微。因此，在美西方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削弱我国外循环的背景下，我国仍须尽力推动与美西方经济挂钩，从而为壮大自身内循环赢得时间。

 

 

当前，全球化处于重塑和再造的历史十字路口。在每个全球化的百年周期中，主导国家都会大体经历实业的兴起、制造业的强盛、金融的扩张、泡沫的破灭四个阶段，随后进入新的国家主导的下一个全球化周期。二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一整套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逐渐演变为其以强势地位纯熟使用金融工具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控制资源类国家能源资源，并不断吹大全球金融泡沫，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漫长的影响意味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落和终结。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我国货物贸易规模也成为全球第一。在这之前，美国已取代英国占据这一位置长达百年。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我国已开启了全球化的新周期。世界银行预计，“十五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全球占比有望超过50%，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继续领先于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美国推动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不同，我国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带去了“新发展主义”，推动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十五五”时期，我国应通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整合“全球南方”力量，联合东盟、非洲、拉美等，形成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而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谋求更多话语权和主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我国在2012年前后已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由1980—2009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4%下降至2010—2019年的2%以下。目前，没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能保持2.5%左右的年均增速，而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又要求2020—203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这意味着在现有发展阶段下，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但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恰恰在于原始创新水平的提高。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与日韩等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6.65%）与美国（15%左右）相比差距较大，源自我国的原创技术、底层技术非常有限，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有待突破。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驱动全球行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初始期：突破性创新正在经历市场竞争与初始用户的选择，技术与商业模式尚未成熟，旧范式的影响仍然强大，与产业变革的成熟范式仍有不小距离。“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有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爆点。2023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数据规模和企业、人才数量虽然仅次于美国，基础研究论文和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但是在算法、算力、硬件、软件开发和云服务能力方面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难度较大的原因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规划性。英美等国家爆发产业变革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原因不仅包括能够容错试错的包容社会环境、全生命周期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变革、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持续不断的投入，也包括以企业为纽带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孕育兼具科学家和企业家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成长环境以及支撑不同环节研发投入的强大风险投资。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我国现有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需要作出调整，教育理念和方式需要进行变革，科技研发体系国际化水平需要逐步提高，顶级基础学科人才的选拔、培养、考核机制需要进行优化调整，产学研深度融合面临的“堵点”需要进一步打通，崇尚创新和包容试错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需要加快形成。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是解决发展难题的关键途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超越英国的“镀金时代”也是美国历史上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泛滥、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医药食品安全堪忧、大企业垄断的时期。而始于1890年近30年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即进步运动）以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终结了自由放任主义，为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表面上看，美国对英国的超越是产业、科技等经济领域的超越，实际上蕴含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超越，而超越的关键在于持续推进改革。

 

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的三个关系。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曾出现过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但新政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推动制度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既得利益框架，在不过度干预市场的条件下改善了市场秩序，建立了覆盖大众的制度化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了群体收入差距并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十五五”时期，我国各领域改革已经从学欧仿美的初级阶段，步入深化改革的高级阶段，很多不仅是深水区，甚至是无人区，再无国外先进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并让多数人满意的改革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谋划改革，聚焦七个方面，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多个层面，将在“十五五”时期充分激发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作者： 卢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