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取这一立场，或许基于三大核心考量。首先，中方认为现阶段谈判难以取得理想结果。美方的关税策略被视作勒索式谈判，任何让步都可能招致更多加码。事实上，面对美方2月1日和3月3日两轮10%的关税加税，中方保持了克制，不予理睬；然而4月9日美方再次单方面将税率提升34个百分点后，中方果断采取了反制措施。

 

中方注意到，在特朗普上届政府任期内，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已对美作出实质性贸易让步，使修订后的三方自由贸易协定明显向美方倾斜，但两国此次依然面临新的关税胁迫。这无疑加深了中国的警惕。事实上，中国也有过类似教训。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后，中方虽承诺扩大自美采购，却仍然在不久后遭遇美国更广范围的加税——美方以“采购不足”为由，持续扩大征税清单。还令中方不满的是，美国一方面禁售其中国真正需要的高端半导体芯片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强推大豆等可替代性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其他市场渠道或许有更优惠的采购价格。即便中国在2019年12月签署了所谓“第一阶段协议”（Phase One Agreement）后，美国仍维持着20%的对华关税，这些经验让中方对美国谈判的诚意心存疑虑。

 

其次，“面子”与尊重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中方或许认为，特朗普总统对那些请求降低关税的外国领导人抱有鄙视态度——这一点在特朗普近期言论中也得到佐证：他将寻求谈判解决关税争端的外国政府形容为卑躬屈膝向他讨好。相反，特朗普却对展现强硬姿态的外国领导人常常表示欣赏。为说服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贸易战中，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中方应该早点认输，因为美方可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规模远超中方所能反制的范围。然而，这种论调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它也可能让中国人联想到1839—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傲慢立场：既然我们的枪炮射程更远，你们为何不尽早投降来购买我们的鸦片？

 

其三，中方或许还担忧对美让步可能引发的负面连锁效应。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引发一部分中国出口商品向其他市场转移，这已经让欧盟及其他多国开始考虑对中国商品也加征关税。中方对美的强硬反制，或许对其他国家具有警告或震慑效应。

 

中国或许期许美国债市与汇市的波动能让美方调整政策。但也不应排除美方更激烈地升级冲突的风险。鉴于当前华盛顿诸多政客对华政策的强硬倾向，即便美国企业和家庭将承受一些代价，特朗普政府也有维持现有路线的可能。而失去美国市场准入资格，毕竟也会让中国经济承受更大压力。

 

 

首先，中国可以提出对美实施零关税并推动政策改革以减少其他市场扭曲性壁垒——前提是美国采取对等措施与改革。中方还可提议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例如由其他WTO成员国推选专家组成独立仲裁小组，定期对双方执行情况实行评估。

 

其次，中国需要巩固和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此作为战略筹码。针对各国对中国商品从美国市场大幅转口至其本土市场的担忧，中方可以同样强调“进口转移效应”——原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现在可以转向其他国家采购。其实，西方媒体鲜有报道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比如2024年进口规模相当于德、日、印三大国的总和。若美国某一天真的对全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后，中国甚至可能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因此，任何对华考虑新设高贸易壁垒的国家，都可能失去这个日益重要的出口市场。这正是中国可资运用的有效杠杆。

 

中国还可进一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准入壁垒。同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宣传推广力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实，进口博览会非常特殊：虽然多数国家都设有出口促进机构时，但中国或许是唯一由政府主导、专门搭建进口推广平台的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中方可重点增加来自未对华设限国家的进口规模。

 

其三，为缩减贸易顺差，中国亟需提升刺激内需的政策效能。然而，要实现储蓄与消费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必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制乃至性别比例平衡等深层次改革——这些改革均需经年之功。短期而言，中国可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既往的刺激措施成效参差。当前真正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临时性消费税减免与消费补贴等财政工具。相比一般的政策，这类“临时性”财政手段对提振即期消费更具实效。

 

尽管美方现阶段接受“双边同步清零关税”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推进贸易改革、实施宏观刺激以及提振消费、缩减净出口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仍应被中方提上议程。无论美方作何反应，这些举措都将惠及中国与全球经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提供或赖以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建议。

 

作者：潘琦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研究中心 来源：复旦金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