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高通胀。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攀升。2021年，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比2020年上涨7%，创下了自1982年以来美国CPI的最高上涨水平。2022年，美国CPI继续上涨，2022年10月比去年同期上涨7.7%。二是高债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债务水平不断攀升。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首次超过100%，随后的联邦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截至2022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1万亿美元，债务率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60%）。三是高贸易逆差。自1976年以来，美国贸易一直保持逆差。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9181亿美元，贸易赤字率（贸易逆差/名义GDP）为-3.9%，该数值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2022年1月-9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74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2%。那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三高”？

　　

 

　　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世纪50年代，其制造业生产总值接近GDP的30%。随后，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82年，制造业在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产业逐渐空心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都想要重振制造业，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不改。2020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0.9%。

 

　　制造业比重下降给美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产业链不完整，难以实现聚集效应。美国之所以发生高通胀，重要原因在于刺激政策导致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大大增加，由于产业链不完整，美国国内生产难以满足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导致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二是致使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大量商品依靠进口，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1976-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率年平均为-2.53%，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率年平均为-3.22%，这表明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是商品贸易逆差，这是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在国际贸易上的显著表现。三是经济“脱实向虚”。2001年，美国虚拟经济增加值（含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2129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20%。2020年虚拟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2%，创历史新高。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适度消费对于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正面效应，如消费过度，不但不会产生正面效应，反而会使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美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就是过度消费。1970-2020年，美国消费率年平均为84.48%，投资率年平均为17.7%。1970-2020年，全球消费率年平均为74.37%，投资率年平均为25.62%。可见，美国的消费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投资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美国的“高消费低投资”发展模式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经济增速下降。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1970-2020年，美国年平均消费率为84.48%，经济平均增速为2.6%；2001-2020年美国消费率平均为86.5%，同期经济增速为1.7%。二是推动经济逐渐走向“三高”。消费率高的背后是政府的高消费。1970-2020年，美国政府年平均消费率为19.89%，超过同期全球政府年平均消费率16.61%的水平。美国政府的高消费是以庞大的财政赤字为代价的，庞大的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快速攀升。同时，高消费使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一定程度推动国内价格走高。

 

　　宏观经济政策是导致“三高”的体制原因

 

　　刺激消费具有“短平快”的特征，其政策效果立竿见影，因此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刺激消费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两个高于。一是政府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1970-2020年，美国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5%，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6.26%；二是政府支出高于政府收入，1970-2020年，美国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7.08%。第一个高于表明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偏多，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要低于GDP增长，这对于私人部门增加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个高于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政府要弥补财政亏空，主要采用两种途径：发行债务，利用债务来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量，将财政赤字货币化。1970-2020年，美国M2年平均增速为7.14%，同期实际GDP增速为2.6%，货币发行量增速远超实际GDP增速。2020年，美国M2比2019年增长24.88%，该数值为近50年来的最高增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21年以来高通胀的原因。

 

　　美国经济“三高”只是表现，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问题。在现有体制下，美国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债务会不断积累，贸易逆差会持续增长，货币发行量会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们，要避免美国经济模式的弊端，就要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避免依靠大规模发行债务、大量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避免走“高消费低投资”的经济发展道路。

 

　　［作者：赵锦辉 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