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最近日本央行委员会最为“鸽派”的两个委员卸任，被两个“鹰派”成员替代，随着明年3～4月日本央行的两个副行长和行长黑田东彦卸任，市场预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指日可待。目前日本央行在稳利率和稳汇率上面临选择困惑，其抛售美国债反映稳定汇率的压力较重，预计短时间内日本不会结束负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操作，但前瞻指引的收益率控制可能会很快松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的央行占比已达76%，为1946年以来最多，其中亚洲的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都已启动加息，以在全球流动性退潮前，扣上安全带。

 

疫情以来，作为“三个火枪手”的美联储、欧央行和日央行，把持了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阀门。美国主要通过向居民撒钱的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使量宽总规模达数万亿美元；自2014年欧央行采取负利率政策以来，欧元逐渐成为了又一个套利交易货币，国际金融机构从欧洲金融系统融到大量低成本的“容易钱”，在国际金融市场追逐高收益；此外，传统的套利货币日元，一直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低成本的容易钱。

 

“三个火枪手”向市场大量投放流动性，并通过压低国债收益率曲线，降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成本，这些低成本流动性流入新兴市场和高收益债市场追逐高收益和成长性，在抬高市场风险偏好的同时，带来了定价扭曲，令市场自身难以有效吸收和冲销投资者日益提高的风险偏好，为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

 

随着“三个火枪手”不同程度地收紧流动性阀门，充沛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低成本流动性将难寻其迹。这意味着全球资产定价逻辑生变：国际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偏好将下降，并回归到市场可以承载和容忍的范围之内，资金将向具有现金流贴现能力的资产回流。

 

显然，全球资产定价逻辑边际调整的风险不容小觑。

 

首先，靠过剩流动性滋养的风险资产将成为市场弃儿，尤其是靠讲故事和靠做大资产规模吸引投资者的风险资产将会失去投资价值。高收益债市场的资金呈流出状态，即随着主要国家央行加息，国债收益率曲线走高，债市息差扩大，固定利息债与浮动利息债的互换利率将走高，这意味着利率互换市场投资者需补充保证金。这些年通过容易钱浇灌起来的低效资产需警惕。

 

其次，全球资金流向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容低估。目前全球资金流向较为复杂：一是资金从高收益债市场向股市和国债市场流动；二是资金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如目前欧洲内部的边缘国家国债与德国等国债的信用违约互换价格出现上升，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债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在上升；三是随着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愈发成为经济再全球化的亮点和趋势，部分流动性伴随FTA的贸易流进行重新配置，而目前FTA贸易正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下的求同存异转变为求同排异，导致流动性出现结构性调整。

 

当前发达国家已表现出不惜经济轻微衰退也要鹰派加息的坚决态度，反映全球资金流动性已到退潮时，这意味着所有投资者需在全球流动性退潮前，系好安全带，通过降低自身风险偏好，将更多资产配置于具有贴现能力的权益市场等，使资产组合处于安全范围之内。

 

就中国而言，则是在看护好跨境流动性风险的同时，搭建经济内外均衡政策安全垫，同时通过包括要素资源市场化改革等体制机制改革，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总之，在全球主要央行进入紧缩周期下，操作上需用专业和理性为中国经济系好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