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实践的总结，对于当代全球贸易的新特点、新业态和新现象也缺乏解释力，呈现明显的滞后性。随着国际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其微观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象，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理论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难以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的主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根基是机会成本。但有些学者认为，机会成本并不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唯一动因，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同样会影响国际贸易。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 G. 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能够合理解释“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然而对于解释“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却无能为力。按照H-O理论，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识的落后忽视了生产中的技术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建立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开辟了新路径。同一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这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但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相违背。新贸易理论一个暗含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企业是同质的，同一产业内只要有一家企业出口，那么所有企业都应该出口，这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据此，马克·梅里兹（M. J. Melitz）创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够迈过出口“门槛”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

 

　　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一次又一次创新发展，总是在克服了原有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后问世的。

 

　　依据上述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口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会不断固化，容易被“低端锁定”，因而诸如中国此类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使基于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

 

　　现实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演进，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资本积累速度反而在不断加快，资本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形成甚至比美国还要快。

 

　　新新贸易理论对解释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出口决策行为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国际贸易模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跨境电商的发展。

 

　　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超过60%的贸易额，这一比重还在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即便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的。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是对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延伸，主要是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基于技术不变假定的动态H-O理论认为，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和稳态增长，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不断加强，很难发生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准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导致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逆转，那么该国经济增长势必会遭受损失，比较优势的转变要付出经济增长下滑的代价。显然，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兼容性。

 

　　近年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得到长足发展。该理论主要将宏观增长、技术演化、动态移民等因素引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在资本跨期积累、劳动力跨区流动、技术内生等情形下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但其主要讨论异质性个体的创新与移民决策，既缺乏对政府所应承担的修正外部性责任的研究（“有为政府”的角色），也较少着眼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议题。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存在滞后性，但总体而言，基本逻辑框架具有相对合理性，原有理论一般能够解释当时部分贸易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相对而言，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始终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特别是其主要部分的国际收支理论。以价格为中心的一般均衡论基本主导着国际经济学宏观层面的分析，汇率代表国际市场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中宏观分析的核心。运用汇率干预手段平衡国际收支，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所谓“经典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之所以失效，主要缘自三个方面。

 

　　第一，不完全竞争市场导致汇率机制失灵。基于一般均衡的汇率理论，基本假设是市场的充分竞争，但国际经济贸易实践中却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发达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如石油、自然景观）、技术的垄断，以及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管制，必然会导致贸易失衡，即便通过汇率（价格）干预也无济于事。石油出口国、技术出口国、旅游出口国等资源垄断现象，并不因价格和国际收支调整而改变。例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导致的。

 

　　第二，伴随资本输出的贸易品输出也不随汇率变化而改变。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势必促进中间品贸易的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无法改变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流动。

 

　　第三，低储蓄率与货币霸权的双重作用。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较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观念和低储蓄意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中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更加放大了美国储蓄缺口，全球过剩储蓄通过房价、股价、利率、汇率传导到实体经济，加大了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

 

　　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贸易逆差。因为同样低储蓄率的欧盟成员国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德国甚至是贸易顺差国。贸易逆差本质上体现为对外负债需要清偿，为了降低外债比率，欧盟成员国会适度降低国外进口。而美国则不受清偿约束，依赖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以“印刷”美元实现对外支付，汇率变动无法改变由美元霸权引致的贸易逆差。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愈大，愈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在货物、服务流上的表现。

 

　　货币贬值不但对解决贸易不平衡于事无补，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陷阱”与国际游资冲击。从经常账户看，货币贬值后“J曲线效应”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即使经过了货币贬值的传导阶段，许多国家和商品由于不满足“马歇尔―勒那条件”，也无法实现改善本国贸易赤字的目标。货币贬值还会产生“棘轮效应”，导致各国掀起“货币贬值竞赛”，本国连带其他国家同陷国际收支失衡泥潭。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马克升值的结果，都验证了干预货币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

 

　　从资本账户看，随着经济金融化迅猛发展和各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短期资本对汇率变化的反应非常灵敏，汇率波动势必导致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对国际收支形成巨大冲击。总之，运用货币贬值手段平衡国际收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国家集团首脑会议从G7到G20，国际贸易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主义的演进成为国际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的潮流。那种认为国际公共品只配由极个别霸权国家提供，大多数国家只能被动消费的观点是落后的。正是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霸权领导体系”，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霸权稳定论”。不可否认，该理论对解释20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初始贡献。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认为，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大国独有的市场权力和强制性权力，进而可以维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霸权稳定论很长时间对维护全球三大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治理失败导致危机深化，随后爆发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招致全球经济崩溃。美国趁机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通过“怀特计划”建立了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霸权国―国际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运用投票权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性供给”。这一安排既弥补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也保证了霸权国利益，使战后十余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持相对稳定。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治理，西方媒体不断在鼓吹这种思想。“霸权后合作”理论甚至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单极化”在后霸权时代依然会发挥作用，即使在美国经济衰落之后，“关系型权威”仍然能够凭借其功能而独立运行，进而保持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地位。但事与愿违，在霸权国相对衰落的后霸权时代，制度并没有成为其维护霸权稳定的工具，制度改革反而成为国家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多涌现的是，各国对当前制度的不满，要求对其加以改革（如当前发达国家强烈要求WTO进行改革）。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失灵、治理工具失效、治理主体缺位等诸多问题。

 

　　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

 

　　一是治理赤字源于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供需不匹配问题凸显。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美国不愿意免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仍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转型经济体希望通过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信任赤字源于单边主义的兴起。当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些国家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大国间的“竞合关系”开始偏向竞争、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三是安全赤字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所谓“文明冲突”的加剧。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其核心是有人认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有学者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该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四是发展赤字源于贫富悬殊的拉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部分地区和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

 

　　西方国家“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的发展，无法弥补国家、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