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三、疫情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次调整其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表1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7月三次有关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9年GDP增速的预测，以及后来得到的它们2009年GDP增速的实际数。我们从表中可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GDP增速与发达国家之差（前者高于后者的百分点）的预测，从2008年11月的5.4上升到2009年7月的8.9，呈现直线上调趋势；实际结果是，2009年发展中国家GDP增速高于发达国家6.1个百分点。可以认为，2008—2009年那场国际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在危机中凸显出来。

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再次提出了疫情会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两大板块经济增长前景的问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许多机构和人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弱于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显现出较多的脆弱性。或许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的数次预测中，连续下调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在2020和2021年的预测结果（表2）。关于2020年的GDP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上半年（即2020年1月、4月和6月）的3次预测中，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会高于发达国家至少5个百分点，因为那时疫情的发生地主要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口数量相对少。但在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度下调了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GDP增速预测数，其与发达国家GDP增速之差降低到2.5个百分点。

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下调了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的GDP增速预测，而且也下调了它们在2021年的GDP增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速优势。后者从2020年初的3个百分点下降到10月的2.1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在2020年7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特别指出，新冠疫情（COVID-19）带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妨碍它们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同性（Dieppe 2020，第四章；也参见Economist 2020）。

从短期观点看，各国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程度首先取决于病毒扩散的程度（人口感染面积）和封闭措施的直接效应；其次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再次取决于各国经济结构的有关特点，例如旅游业和服务业的重要性（旅游业和其他普通服务业被认为会受到疫情较大的冲击）、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等等。单就这些情况来看，目前还很难判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什么或有多少不同之处。当然，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疫苗普及率会高于发展中国家，其数字化程度也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密集程度和聚集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的人口感染率也显著高于后者。由此，发达国家实行“封闭”措施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大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也因此受到较大不利影响。目前显然还难以判断在短期内，例如在2020年和2021年内，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谁将受到疫情较多的不利影响。

就疫情的长期影响而言，如果疫情在未来一两年内得到控制，它的短期影响将随之消退，剩下的就主要是长期影响了。在这方面，疫情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将在未来数年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而这就可视为疫情的长期经济影响。

第一件事情是国际供应链的地理调整。疫情期间，经济民族主义和产业保护呼声在许多发达国家进一步加重或上升了。疫情结束后，一些发达国家会针对国际供应链进行一些调整，包括将一些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回迁或迁往别处。如果供应链或产业链向发达国家回流，这将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关系，也会涉及到前面（第二节）说到的两者之间的直接投资流动。如前所说，这样的事情总体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供应链的调整主要发生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即工厂搬迁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而主要影响到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相互差别。

疫情期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包括扩大财政开支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等，它们给各国都带来了债务率上升的居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还特别地带来了外债的增加。这样，在后疫情时期，各国都将面临债务风险，尤其是政府部门债务风险。问题在于，各国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低于发达国家，尽管后者的债务率在疫情以前和疫情期间都显著高于前者。

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现了政府债务率急剧上升的情形。后来的情况表明，是那些应对债务风险能力较弱的发达国家——例如希腊和冰岛等，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经背负很高债务率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却因其较高的应对能力而避免了债务危机。从这个观点看，在未来后疫情时期，一些政府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大幅度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或将遭遇新的债务危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后疫情时期，债务率上升带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将大于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程度。也就是说，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增速的未来趋势而言，疫情带来的影响对前者是客观上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