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终身教授，金刻羽一直对此保持关注。

 

 

疫情期间，金刻羽提出“中国应主动提供供应品和设备，并分享其关于新冠病毒的数据和临床经验”的意见，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引发舆论哗然的，却是有人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无条件”这三个字，这极大地曲解了她的本意。事实上，中国对世界提供了大量帮助，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控制疫情作出的贡献。

 

作为经济学者的金刻羽，一直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有着独到见解。2018年，金刻羽就曾在达沃斯论坛上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Steve Mnuchin）就美元问题进行了辩论 ，并与IMF原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展开讨论。

 

对于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金刻羽在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很多指标都表明这次经济损失的规模相当于或大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但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并不会像经济大萧条那样长久。

 

她对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经济的恢复需要政府出手，重拳干预，中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拥有充分的能力，但这些条件，对不少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还表示，疫情和经济下行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但中国将依然位于各个供应链的核心位置。

 

她建议，在疫情期间需要思考两大主题——抗碎性，及如何利用危机去刺激创新。“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飞跃。现在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因此我们有的是时间和能量来进行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特别是对当下的核心问题进行思索。”金刻羽告诉《新京报》记者。

 

金刻羽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理论，来解释全球资本为什么会从穷国流向富国，以及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等，上述问题也都在本次专访中进行了呈现。

 

疫情导致经济损失或超大萧条时期 但持续时间不会那么久

 

新京报：今年3月，你曾说当时世界面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或是2009年经济衰退的几倍。目前，你的判断是否发生了改变？

 

金刻羽：很多指标都表明这次经济损失的规模相当于或大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比如，股市下降25%所花费的时间远少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人数也是如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仍保留早些时候的观点。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并不会像经济大萧条那样长久。

 

新京报：截至目前，全球近200个国家确诊病例已经突破900万，死亡超40万人，这一数字仍在攀升。在你看来，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担心引发裁员潮？

 

金刻羽：即便各国能够在国内对疫情进行控制，但是，他们都不敢快速地开放国门。再说，不少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力度不够，民众也不很配合，所以成效甚微。只要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新冠肺炎病毒仍在肆虐，大范围传播，只要疫苗没有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各国的边境都将保持在关闭或严格管控状态。因此，疫情仍将继续会对全球贸易、全球性人口流动及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新京报：这次疫情和2003年非典和2008年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金刻羽：此次危机是一次全球性的卫生危机，而并非地区性的卫生危机。SARS是一种急性病毒，传播能力没有这么强，易控制，所以其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短期性的，并且死亡人数也较低。当时全球经济、供应链及人口流动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当下全球正在遭受不同步的疫情袭击。此次事件与2008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一次金融危机，而是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卫生危机。2008年出现的是银行危机、流动性危机以及信贷冻结等。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到经济的各个部门，尤其是航空、铁路、旅游、酒店和餐饮等各类服务行业，致使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停业，甚至破产，无数人失去了工作。这一次是实体经济威胁到了金融系统，而非是像2008年那样金融系统影响实体经济。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能够采取的补救措施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当下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直接作用效果要弱于财政政策。

 

疫情短期内不会根本好转，但我对经济恢复保持乐观

 

新京报：6月8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在欧洲议会例行听证会上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过去，欧元区经济开始走上复苏之路。据你观察，欧元区的经济是否开始复苏？预计前景如何？

 

金刻羽：目前，欧元区的疫情控制仍然比较艰难，我想短期内不见得会有根本的好转。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是要尽量给人们树立信心的，表现出对于经济的恢复的乐观情绪。就中国来看，我对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很有信心，很乐观。当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要严防发生反弹，防止出现第二波甚至是第三波的风险。但是，这和初次发生疫情毕竟不同，就拿最近北京的情况来说，政府很快就锁定了新发病例的源头和高危人群的范围，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传播。应该看到，在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之前，我们都无法确定能否完全有效地控制疫情，彻底杜绝第二波或第三波的冲击。所谓对疫情要有常态化的防范心态，也正是这个原因。经济的恢复需要政府出手，重拳干预，中国具备足够的资源，也拥有充分的能力，但是，这些条件，对不少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虽然我个人对于经济的恢复持乐观态度，但我并不认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性。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可以同时并举，并行不悖。

 

新京报：你如何看美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目前，不少声音担心美国与中国经济的脱钩。对此，你怎么看疫情后的世界？

 

金刻羽：这次疫情和经济衰退都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完全拆分或者完全重置，中国仍旧位于各个供应链的核心位置，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一点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我认为各国都将重新思考其对于供应链的依赖性。由于贸易摩擦和近期疫情所带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很多国家都将反思如何发展其本土能力，从而让其关键供应链不会存在因全球性事件而被切断的风险。自由贸易的假设是全球性的不确定性程度非常低，但近期我们看到的情况远非如此。因此，这将使所有国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并非只是美国或中国。对中国而言，中国早已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自主创新，除了国家的科研机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投入大量资金，提高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趋势而已。

 

新京报：你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理论，解释了长期以来人们都难理解的全球资本为什么会从穷国流向富国问题。那么，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个现象是否会被进一步强化？或者说，因为这个疫情，这个现象是否会被打破？为什么？

 

金刻羽：疫情会加强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到发达国家的现象。危机期间都是如此。当前全球的储蓄仍高于其投资需求，这二者的差值将会流入发达经济体。事实上，因为此次疫情的关系，总体上全球将会积累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当然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不少低收入国家压力很大，捉襟见肘。

 

在危机时期，资本会回流到工业化国家，这也被称为避风港效应。尽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资本还是回到了美国和其他几个避险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了经济直接影响和资本外流的双重打击。在危机时刻，资本回流趋势更强。

 

维持零感染的经济成本非常高 要与挽救生命二者之间保持平衡

 

新京报：新冠疫情在全球仍在蔓延，原本国内防控形势趋于“零感染”，近期，北京开始暴发了第二轮感染，目前感染病例正在上升。你如何看这将对中国经济恢复造成哪些影响？

 

金刻羽：维持零感染的经济成本是非常高的，虽然这一政策确实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最优化的政策是或许能维持较低的感染率，但并不一定是零感染。在妥善高效的测试手段之下，国家能够对病毒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还能够使经济充分恢复至正常轨道。我们可能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永远也不可能存在零感染，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传染性疾病一样。

 

新京报：目前国内老龄化问题相对严重，由此带来了社保压力、养老压力，以及供应链转移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否会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复杂的问题？如果应对？

 

金刻羽：今后的老龄化趋势更多的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国际上普遍发生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持续性的社会保障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仍有很多老年人没有得到妥善的安全保障，并且不像以前基本上是由儿女赡养年迈父母的时代，现代社会中的这种代际责任是逐渐由社会保障所取代的。当然，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美德的熏陶下，子女关心和抚养父母的责任性和爱心，是很多国家不能比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推动公立和民营养老院的建设，保证养老金的稳定供应等等。如果经济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且年轻一代的薪资也能够实现快速的提高，那么恰当的社会保障措施就能够促进财富从年轻人向老年人的重新分配。社会保障改革、养老金供应以及金融系统改革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需要思考两大主题——抗碎性，以及如何利用危机去刺激创新

 

新京报：你同时也在著名奢侈品集团担任董事，疫情期间很多奢侈品牌停工，是否会对这个产业造成影响？有哪些建议？

 

金刻羽：和任何需要与客户面对面接触的行业一样，奢侈品行业也在疫情期间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没有公司可以幸免。幸运的是，中国市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面复苏，表明对于奢侈品还是有着未满足的需求的。当然，奢侈品消费取决于情绪——如果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那么进行这种消费的欲望就会降低。这意味着奢侈品行业能够迅速恢复，但前提是没有疫情的重复冲击。

 

新京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果请您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您会选择哪些？为什么？

 

金刻羽：《枪炮，病菌与钢铁》其中有一章是关于病菌的威力的，它描述了国家随时间发生分化的过程。这本书写得很深刻，甚至使读者震撼——这一本书就相当于涵盖了整个世界。虽然这么说有些夸张。我们需要思考两大主题——抗碎性（虽然世界经济日渐发达，科技日益强大，但事实表明，世界经济链和环境、生命等仍旧是脆弱的，这就需要增强对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的抗击能力），以及如何利用危机去刺激创新。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飞跃。现在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因此我们有的是时间和能量来进行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特别是对当下的核心问题进行思索。

 

新京报：疫情下，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受到很大影响，站在教授角度你有哪些建议？

 

金刻羽：我认为毕业生和入校新生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和其他年级的学生不同，他们将拥有二十一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的第一手经历。这样的事件将塑造他们对于未来的思维方式，毕业生需要面临就业的考验，在遇到挫折时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拓宽就业的思路；入校的新生在重返校园后要思考自己应当在学校学到怎样的知识，或最终自己想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没有人比年轻人更能敏锐地感受并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也没有人比年轻人更有能力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这场疫情会使得很多年轻人立志为祖国和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他们已经亲身体验过这世界是如何在几周甚至几天之内变得脆弱不堪的，这个世界需要他们来变得更加稳定，更具抗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