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议程宜作调整

 

罗奇说，中国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暴发所采取的举措很不同寻常，确实证明了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住这场异常可怕的全球性流行病。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恢复生产和供应至正常水平，但全球经济萎缩和外部需求低迷可能会对这一进程带来一定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着眼于深化经济结构性改革大方向，明智地使用货币和财政工具，推进内部消费，加大自主创新，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助推中国经济更好、更有质量的发展。

 

罗奇指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在的全球环境已经改变。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仍严重依赖出口，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沉沦将给中国出口商维持产出和就业增长带来压力。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反映出中国对外部需求状况和主要市场（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东亚邻国等）高度敏感。基于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增长目标”，并对改革议程作出相应调整。

 

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

 

罗奇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正在新冠疫情之下面临新的挑战。“中美经济脱钩论”是美国政府将两国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产物。“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中美脱钩并不令人意外，但会给美国和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从加征关税到为美国企业提供补贴，促使企业将供应链搬出中国，（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正在制造诸多不稳定的政治威胁。”这种趋势也导致美国政府试图将错误应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压力转嫁到中国身上，将“中美关系置于极具挑战的关键时刻”。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避免冲突、脱钩和新冷战至关重要”。

 

罗奇同时指出，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已经下定决心将中国定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因此两国关系短期内出现缓和的可能性不高。“我可以很容易预见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经济关系破裂可能更加持久，中美经济关系回到以往程度的可能性很低。”

 

全球经济或呈“W型”增长

 

罗奇认为，与其说全球经济将在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呈现“V型”快速反弹或“L型”深度衰退，更不如说将呈现“W型”折线增长，复苏进程将“经历波折”。

 

他说，全球经济状况的确有望在疫情结束后快速改善，但这主要体现在供给端，包括生产活动和就业正常化。需求端活动的正常化存在更大困难。

 

罗奇指出，通常来说，当消费者需求受外部环境改变而有所减弱时，这些被压抑的需求会随着情况好转而被释放，从而迸发强劲有力的“V型”复苏。但“新冠疫情之下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消费行为正受到（疫情）挑战，并将发生改变”。

 

他认为，随着疫情结束，消费者仍可能对外出活动心存恐惧，导致需求端复苏缓慢。如果需求端没有跟随供给端复苏而持续跟进，尤其是消费者对旅游、餐饮等面向外部的活动需求持续低迷，将导致全球经济改善进程难以持续，全球经济复苏将“不会呈现直线增长”。

 

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外向型或面对面消费需求的实现形式将“发生巨大变化”，至少“在美国，基于实体服务业的消费旧模式将再难重现”。

 

罗奇以餐饮业为例说，餐厅、酒吧等服务设施在城市雇用大量员工。但随着新冠疫情暴发，餐饮企业运力大幅下滑。“这首先意味着许多餐馆可能再也无法重新开业”，存活的企业也将削减大量员工。因此，虽然“（餐饮等）行业不会消失，但实体企业和行业规模将会缩水，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降低，对收入和消费增长构成持久制约”。

 

 

罗奇表示，世界从全球贸易增长、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发展中获益，而现在很多全球性整合进程受到干扰，这对全球经济增长不利，对美国、欧洲和中国增长不利。“如果取消供应链、跨境商品交易以及越来越多的服务和金融资本交易等全球化整合，全球经济处境将会更加糟糕。”

 

罗奇认为，全球供应链缺乏足够的松弛度或承压空间，是疫情得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现阶段全球供应链体系下，“生产投入和原料提供者之间联系异常紧密，生产活动也与需求保持高度一致”，导致许多跨国生产商“几乎没有吸收冲击的缓冲余地”。因此，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进程将受到一定程度挑战，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来发展全球化的“陈旧而简单的方法可能会在今年和未来几年得到显著修正”。

 

但他同时指出，眼下针对全球供应链的疑虑“更多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量”。全球供应链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特征，打破现存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导致全球经济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