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关注增长相对优势缩小带给市场的不确定性

 

　　谈及中外经济以及金融表现的相对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很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尤其乐观，但要关注相对优势的缩小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年主要需要关注什么？市场上会不会出现投资者信心的动摇？这个动摇，可能是经济（恢复）很好，但相对的领先开始收窄、相对的优势开始减少，有可能会使得我们市场的一些情绪发生改变。”黄益平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6%，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4%。对此，黄益平指出，相比去年来说，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速的差距幅度在大幅缩小，这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或将改变投资者对资产配置的倾斜。近期美国或将落地万亿级刺激政策，美国扩张的财政政策对于投资者的情绪也会有影响。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同时，黄益平也谈道了他的一些担忧：“去年，我国为了保经济主体，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大量普惠贷款，提高了杠杆率，所以要对金融风险有一定的预期，对经济金融稳定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在黄益平看来，这不会影响金融稳定的大局，但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下半年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可能影响投资回报的信心。

 

　　此外，黄益平还指出，需要关注作为世界最主要央行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领域可能的变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美联储实行货币宽松政策，新兴市场国家会货币升值、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升、经济增长加速。当美联储政策转变的时候，就会发生逆转，资本会回流美国，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贬值，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经济开始减速。

 

　　“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全世界的景象是钱往外流，过去一年有很多资金流入我国，但宽松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个风险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黄益平称。

 

　　培养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带动经济复苏

 

　　在谈及我国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及如何突破的问题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我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消费需求，而第二个人口引爆点对消费需求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要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包括脱离绝对贫困后的群体、城市中的务工人群等。

 

　　蔡昉表示，中国复苏需要防止长期慢变的趋势。我国老龄化过程中，有两个转折点或者引爆点，一个引爆点已经发生了，2010年我国达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现在我们面临着第二个引爆点是2025年之前，中国的总人口会达到峰值，之后就是负增长。总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可能会造成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会造成需求不足。我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消费需求，而第二个人口引爆点对消费需求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蔡昉表示，老龄化大体上会产生三个效应。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生下来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缓慢，消费增长就缓慢。如果人口负增长，其他条件不变，消费也将负增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人老了以后消费倾向下降。由于对未来的预期，现在是现收现付，缴纳养老保险支付给退休的人，但人们不确定在老年后养老保险还能不能保障，因为人口抚养比变化了。除此之外，现收现付带来很强的缴纳社会保险的负担，导致消费缩小。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相对贫困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而富人不愿意消费，也会影响到消费。

 

　　蔡昉认为，真正的消费主要生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要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第一个群体是脱离绝对贫困后的群体。我国过去有一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绝对贫困摆脱以后意味着存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培养。要解决相对贫困，乡村振兴等等促进绝对贫困摆脱以后的人群走向中等收入。

 

　　蔡昉认为，第二个群体是在城市中的务工人群。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有1.73亿是进城的，进城里又有1.35亿基本住在城市，这些人有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很多人的收入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是社会保障等还不够，还有不稳定的因素，给了户口，其中相当多的人就变成中等收入群体。

 

　　此外，蔡昉还表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2.46亿，65岁以上的也有1亿多，足够让老年人通过延迟退休增加收入，能够增强整个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让他们不要为隔代的孩子有后顾之忧，应该让这批人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

 

　　通缩比通胀更可怕

 

　　一定的通胀是走出困境的基本条件

 

　　“人类历史上对于通胀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但对通缩还一点办法没有，我们可能更害怕的是通缩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称。

 

　　刘元春表示，如果真的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胀，恰恰意味着现代全球政策的胜利，而不是很多人讲的失败。如果我们持续在负增长、负的价格水平、负的利率水平上，全球经济一定会崩溃，全世界一定会处于乱糟糟的状态，因此有一定的通胀是我们走出困境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然不能暴涨。

 

　　在谈到从中长期看经济复苏时，刘元春分析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最基础性的问题，而在长期停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变化，就是索罗悖论重返——大家都在谈技术进步，但在增长中间，技术的影子越来越弱。

 

　　针对这一趋势近两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重的原因，刘元春表示：“第一，前些年所预测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没有出现；第二，像很多人所预测的与5G相关联的各种场景也没有出现；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世界技术创新的路径由于中美的冲突，特别是中美技术脱钩，这个技术路径会发生重大变异，这个变异不是越来越快，而是越来越慢。”

 

　　在谈及支撑经济增长另外一个基础变量劳动力时，刘元春预判，2020—2023年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时期，估计到2025年左右，世界稳定地进入到全球老龄化的状态，这有其标志性意义。

 

　　“目前大家看到的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对于投资机会的认识、对于增速的认识，纷纷回归到人口的基础参数上。”

 

　　刘元春表示，目前世界还没有进入到人口老龄化，但未来两三年呈现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此，就会看到全球的储蓄率发生一系列变异，而储蓄率的变异直接会影响全球的消费格局、贸易格局，也就是传统的不平衡的格局可能有一个重构的过程，低增长可能会更低。

 

　　疫苗大规模接种会不会改变目前贸易低靡状况，恢复到疫情前常态？刘元春认为，从一些历史的总结来看，没有结束。

 

　　“更重要的是疫情本身带给整个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最大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这种新的平衡就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必须要变得更短、更宽，必须要有‘备胎’。疫情的停滞，实际上意味着新的逆全球化过程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刘元春称。

 

　　刘元春还谈道，全球经济无法回到过去的轨道。他认为，全球贸易增速会更低，价格的变异会更大，低利率和债务的组合可能会更牢固，高风险的问题可能在未来更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