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彭胜玉

 

 

疫情冲击堪比“大萧条”。政治及经济合作这两大基石可能被打破，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截至2020年5月11日，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已经超过419万人，波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死亡人数超28万人，并且还处在以指数级增长速度爬坡的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月15日召开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历时数月，目前仍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阶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专栏文章。基辛格指出，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笔者认同基辛格的判断，并认为，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将呈现如下十点走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日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在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预计今年全球GDP将萎缩3%。IMF强调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报告补充道，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在下半年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将遭遇更大打击，今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6%。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

 

IMF预料全球经济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而且情形可能更糟糕，这场“大封锁”衰退将是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并警告说，如果冠状病毒徘徊不去或者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和复苏步伐将比预期的更糟。

 

中国学者郑永年教授也认为，三点原因致使本次疫情引发的危机可能甚于1929年“大萧条”：一是当前的高度全球化；二是危机当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难同当”，开展国际合作非常困难；三是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慌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是多重危机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爆发，是“并发症”，和2008年比较单一的“病症”有很大不同，也更加危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这次危机的形式非常特殊，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停滞状态。

 

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其破坏力之强，让全球面临“至暗时刻”，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是因为当下人们遭遇了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几十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宏观环境已无托底力量。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乏善可陈。中美两个大国更是吵得不可开交。WHO面对疫情的爆发显得手足无措，美国更是激烈抨击WHO，停止缴纳会费，并威胁永不缴纳。大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让G20会议很难复制当年的高效与决断。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主权政府已开始逐步收回曾向国际机制让渡的权力。

 

所以，郑永年和IMF把当下形势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类比，并非是一种夸大。正如“霸权稳定论”提出者金德尔伯格所总结的，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缺失与政策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大萧条”难以控制的关键原因。现如今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的同时缺位，将不可避免地让人类社会遭遇近几十年来从未遇见的最大危机。

 

 

急于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之中迅速复工复产，是美国经济决策者的艰难选择。早在疫情暴发初期的不作为、消极应对，已经为当下的美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虽然美联储推出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国财政部推出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但美国当下的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防，防不住；抗，抗不起。美国经济社会已经被新冠病毒逼入几近无解的困局。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形势研判如下：

 

2001年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若特朗普在下半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将使美国陷入第二次“大萧条”。现在这里像个第三世界国家，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期间或将飙升至20%或30%。

 

2008年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在真正重启经济前，还需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最终损失数万亿美元的GDP。

 

2013年得主罗伯特•希勒：我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重回巅峰了。

 

 

疫情危机会让美国自身产生强大的危机感，疫情一缓解地差不多，美国就会报复性回击，展现力量。美国的力量还很强大，要极其重视美国，不要轻视。美国及美国大公司拥有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美国在科技创新等很多方面仍然非常强大。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与中国沟通良好，但读他最近的文章，能够感到他对美国可能失去领导世界地位的深深忧虑，这种情绪在美国精英层是很普遍的。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经济领导力和防疫的科学领导力，借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但说实话，和当年的美国不一样，这两点美国现在都做不到了。

 

佐利克警告，中美陷入冲突的代价和危险不可估量。《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14日发表佐利克的文章称，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a parallel, separate system, with very different rules）。佐利克警告，美国需要提高警惕：发生误判和非预期后果的风险正在增加。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二是美国和西方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三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有三派，一是贸易鹰派，二是安全鹰派，三是人权鹰派。疫情期间，美国的强硬派会利用疫情推动与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脱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国第一波疫情中推动制造业回流。即使在欧美国家发生第二波疫情大爆发之后，这些鹰派分子也不顾美国民众的利益，继续推动中美“脱钩”，打击华为等科技企业等。

 

就连纽约州州长都在记者会上抱怨口罩、呼吸机、防疫服甚至检测试剂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疫情让很多国家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成为美国推动中美“脱钩”的新借口。近日美国等国表示要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并出台各种鼓励政策，全球化有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态势。未来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供应链，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经济上反思全球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从这个角度说，疫情是一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大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心态。换句话说，疫情之后人们的“活法”会变，国家的想法也会变。

 

 

很多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只是暂时的特朗普，而不是美国，相比信任中国，一定是更信任同文化的美国。

 

疫情确实重创了美国，但美国不会就此衰落，美国如果经过反思，重视传统盟友，欧美会抱团。如果特朗普连任，他会选择反击，如果特朗普下台，美国全球政策可能会回归奥巴马时代，也将更加重视盟友，美国盟友的力量可能远超今天。

 

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这次抗疫的表现很糟糕。基辛格之前发表的文章认为，此次疫情将会重塑全球格局，希望美国能够借此机会深刻反思自己目前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来应对新的世界格局。不要小看美国，这个国家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复苏和调整能力不容忽视。如果拜登上台后，对盟友的凝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值得高度关注。疫情之后，美国上下进行反思和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全世界可能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负时代”。第一个是负利率，第二个是负增长（经济增长），第三个是负作用，第四个是负能量。

 

什么是负作用？美国的领导力倒了，负作用正在蔓延。除了“退群”以外，“美国优先”体现的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维，特朗普反复地自己也承认说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全世界现在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起一个负作用，并不是一个榜样。

 

什么是负能量？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种族主义抬头，将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政治上，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欧盟国家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大家又走向了自私。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高盛3月30日表示，由于低迷后拥有优质资产的公司越来越少，新冠疫情中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暴跌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华尔街银行警告称，尽管经历了上一次价格下滑以及2015-2016年之后另一轮“精简、曲折”的行业整合，但经历了这次价格暴跌的公司的资本支出将受到限制。高盛分析师在文章中写道：“大型石油公司将整合业内最好的资产，而去掉最坏的资产；当行业从这场低迷中崛起时，资产质量更高的公司将会减少，但资本约束仍然存在。”

 

 

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景颇为黯淡。哈佛大学一个疾病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表明，全世界民众到2022年底之前可能都需要间歇性地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交隔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中旬发布的预期，乐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会下降13%；悲观情境下，全年货物贸易降幅更是可能高达32%。IMF预测，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如此情况下，中国近两年面临的经济压力将比较大。随着“逆全球化”的持续，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加大，中国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

 

 

虽然目前看来困难重重，但我们能依靠的似乎也只有国际合作。当下的“美国优先”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如同历史上美国对其他挑战者的打压一样，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三分之二时，美国已经难以容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让中国承受国际宏观环境恶化的损失，其战略优先级已经超过领导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而目前的中国，还难于凝聚西方世界，也不具备独立担当国际治理领导者的能力。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的逻辑将超越经济的逻辑，成为影响全球宏观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