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麦当娜3月22日在她的Instagram和推特账号晒出视频，片中她赤裸裸地坐在洒满玫瑰花瓣的乳白色浴水中，告诉她的粉丝新冠病毒是社会“绝佳的平等器”：“新冠病毒不管你有多富裕，你有多出名，你有多有趣，你有多聪明，住哪里，多大年龄，你能讲出什么惊人的故事。”

 

尽管麦当娜认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船下沉，我们都会一起下沉”。但一个粉丝写道：“对不起，我的女王，我如此爱你，但我们并不平等。我们可以死于相同的疾病，但穷人将遭受最大的痛苦，不要把这场悲剧浪漫化。”

 

美国疫情爆发一个多月以来，已经穷于应付、狼狈不堪，目前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追踪网的数据，确诊人数逼近45万，居世界之冠，因此引发了关于美国体制的辩论。一个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又崇尚个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战胜无孔不入的病毒吗？

 

 

一旦新冠病毒登陆之后，目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民主国家缺乏效率应对，但事实证明，韩国和台湾的民主机制本身并不意味着防疫效率的缺失。

 

韩国从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学到了教训，了解到检测对于控制新兴传染病源至关重要，也加强了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此后颁布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可以针对测试呈阳性的人收集手机、信用卡和其他数据，以重建他们的近期活动轨迹，然后把去除了个人标识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共享，从而使其他人可以确定他们是否曾经曝露在有病毒的人或环境面前。

 

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后，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鼓励开发测试，并与诊断品制造商合作开发商业测试试剂盒。第一次测试于2月7日获得批准时，韩国只有少数病例，但测试盒已经分发给区域卫生中心。11天后，一名61岁的女性（称为“病例31”）测试呈阳性，借着追踪这名超级传染者的足迹，韩国在12天发现了2900多个新病例，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天地教会成员。

 

到3月17日为止，韩国已经对27万人进行了测试，每百万居民中有 5200多次测试；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对每100万居民只有74次测试。

 

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说，由于海峡两岸之间的距离和交通联系紧密，台湾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但最近CNN称赞“台湾有全球面对新冠病毒最好的对策之一”。

 

台湾拥有世界一流的全民健保医疗体系，在去年12月31日即开始筛查从武汉抵台的旅客。在农历新年前夕，当中国大陆疫情告急，SARS之后成立的台湾卫生指挥中心的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潜在威胁。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在3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台湾在头五周内迅速制定并实施了至少124个行动项目清单，这些政策和行动不限于边界控制，当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仍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

 

这些早期的决定性措施中，包括禁止到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旅行，停止在港口停靠游轮，以及对任何被发现违反家庭隔离令的人实行严厉惩罚。在口罩严重短缺后，政府征收口罩，统一分配限购，并增加了口罩的生产，包括在春节期间从德国引进口罩机器。

 

台湾卫生指挥中心在民间有很高的公信度和支持度，每天实时公布疫情实况，包括每一个确诊病例传染源的追踪，每晚的众多政论节目讨论各种传染源的情况，显示民众的高度关注。政府还在全岛范围内开展了新冠病毒检测，包括对以前患有无法解释的肺炎的人进行了重新检测，并宣布了对传播病毒的虚假信息的新处罚。

 

最近CNN主播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写道：怪罪特朗普很容易，总统从一开始就无能。但美国抗疫惨败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数十年来，美国政府缺乏资金，独立机构政治化，迷恋地方控制，贬低政府工作人员和官员，美国人正在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

 

扎卡利亚认为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背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创建的现代、精简和高效的现代的联邦机构，政府功能失调越来越严重。在1950年代，联邦文职雇员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超过5％；如今美国尽管人口增加了一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七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但联邦雇员已降至2％以下。

 

联邦机构人手不足，但负担重重，法规繁多，政治授权和规则政治化，官员几乎没有权力和酌处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繁琐的规则和官僚主义即为显例。在约翰•肯尼迪任期，内阁部门拥有17个“层级”；到特朗普上任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1个层级。

 

扎卡利亚认为这不是个别党派的问题，两个政党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贡献，使联邦政府成为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更是直言不讳：“美国力量已死”。华盛顿的专业知识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永远结束了这个力量。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首先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经济体，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第二个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即使不完全同意华盛顿的看法，但许多国家都认为它们从美国领导中受益，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

 

第三个支柱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并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他们更有可能效仿美国的领导。反之，如果他们怀疑其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

 

沃尔特指出，“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同时逐步清除了对具有真正专业知识的人的管理，转而依靠B级黑客、马屁精和不合格的女婿。当突然面临需要成年领导才能的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不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格失败，而且出现在最糟的时刻。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人感到非常惊讶。”

 

根据沃特的分析，问题的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极为有利的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它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需要获得、培养和保护的东西。

 

这个“美国例外”的心态，使得美国人尽管接收到了所有的警告信号，但由于自满情绪，一些美国人愿意为完全未受过考验的领导人赌博。

 

沃尔特将美国能力衰退的深层原因归诸于整个文化导向的转变。美国社会放宽了标准，并拒绝追究责任，这反映在大学教育上，近年来美国大学盛行“分数膨胀”，教授几乎没有动机来判断糟糕的作业，与真正的学习成绩相比，对运动球队的关注更多。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暴露了某些父母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办法把不合格的孩子送入名校，但大学在为校友子女和主要捐款人的子嗣提供“传承录取”上，也显示了同样的对标准的懈怠。

 

这种情况可以解决吗？沃尔特认为，文化腐烂不能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来解决，唯一的希望是，当前的危机能使足够多的美国人想起，在关键的领导职位上拥有能干和可靠的人确实很重要，对腐败、裙带关系或纯粹的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另外，我认为民主机制很重要的防卫线是媒体，作为监督政府、挖掘真相的重要势力，但很多美国自由派媒体现在成为与特朗普对干的势力，一开口便开始进行人身攻击，无济于事。在武汉疫情爆发之际，特朗普弹劾案霸屏美国媒体，对于病毒的报道则不到位。

 

 

特朗普采用的各州各自为政的抗疫策略，反映出传统的联邦制方法避免对各州强加一致的国家标准。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有分治的传统，不能像集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批评特朗普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借着让州政府各自抢夺资源，拒绝对呼吸机、口罩和其他关键医护用品的短缺承担任何责任。

 

美国抗疫的另一大挑战是，像9•11恐袭之后，美国人的应对方式是不要受到恐怖分子逼迫而不敢上街，反而要更勇敢地外出生活，然而这种态度在无孔不入的病毒面前，反而引起反效果。但在缺乏联邦政府统一指令的情况下，许多地区的美国人任性地“勇敢外出生活”来实践“美国精神”。

 

当特朗普在3月29日表示可能对纽约、新泽西州和部分康涅狄格州的重灾区实施隔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时，这立马掀起舆论大波，许多评论员指出此举将会“违宪”，因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限制州民的行动。后来特朗普改变主意，改由疾控中心向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发出“强力旅行警告”，而不是进行隔离。

 

武汉式的封城既然不可行，“应收尽收”把轻症和接触感染源的人强制集中隔离，在美国，社会可预期反弹太大，几乎难以想象。

 

同样地，目前美国50州中还有9州没有颁布任何形式的“居家令”。但全国封锁对疫情专家来说虽然是有效之策，在法律上却可能行不通。

 

纽约大学法学院自由与国家安全计划联合主任伊丽莎白•戈汀对媒体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强迫每个人都留在家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霍奇说：“我认为这样做会在司法上立即受到挑战。”

 

MSNBC电视网的主播问：没有联邦政府的领导，逼迫各州各自为政，甚至彼此倾轧、竞争物资，就像明明同在一个游泳池，不准一些人在里面撒尿，却允许另一些人撒尿。

 

 

身处世界和美国的疫情中心，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先是埋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派送 400名呼吸机到纽约州，他问：“400台呼吸机？我需要3万台！”

 

纽约卫生部官员估计，冠状病毒爆发的“顶点”将在大约7到21天的时间内袭击纽约州，届时纽约将需要多达4万台呼吸机。

 

科莫描述各州竞标的怪象：“看一下我们陷入的奇怪局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采购，因此纽约州的采购，加利福尼亚的采购，伊利诺伊州的采购，我们都试图购买相同的商品，这就像与其他50州一起在eBay上竞标呼吸机一样，效率低下。”

 

更添乱的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介入，也开始与50州竞标，反而推高了价格。科莫认为应该是联邦政府同意采购代理，购买所有东西，然后根据需要分配给各州。鉴于全国范围内的短缺，科莫认为特朗普政府唯一的选择是进行全国部署，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转移资源。由于纽约疫情将领先于其他各州达到高峰，科莫个人担保说，在纽约疫情暴发之后，纽约州可以帮助“将资源转移到受影响最大的下一个疫情热点”。

 

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在4月2日的白宫新闻会上表示，州政府不应该指望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使用“我们的”联邦紧急医疗设备储备，而应该先自己设法解决供应问题。之前反对派人士已经质疑没有公共卫生和医疗背景的库什纳，如何成为“暗箱”操作私人企业搜购紧急医疗物资的“影武者”，这番“我们的储备”言论顿时引起政界和舆论炸锅反应。

 

虽然联邦政府面对嗷嗷待哺的50州的各自需要很难取舍，但库什纳的言论似乎直接抵触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运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的目的。隔天早上“国家战略储备”的官网对库存的描述是：“美国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救生药品和医疗用品供应。当州、地方、部落和领土要求联邦援助以支持他们的响应救难工作时，库存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最需要的人获得正确的药品和物资，包含足够的物资以同时应对多个大规模紧急情况。”到了下午，原文已经被替换为强调联邦库存是各州自己的物资之后的临时备胎：“国家战略储备的作用是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补充州和地方的物资。许多州也储备了产品。联邦储备中的物资、药品和救生设备，可用于当无法立即提供足够数量的这些州和地方物资时，作为短期权宜之计。”

 

资本主义市场本来就不是对付灾情危机的适当工具。由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的2万亿美元纾困计划难道不是国家机器的行动？为什么在拯救人命上不能够总动员？目前特朗普政府只以新冠病毒为由在3月底和4月初引用《联邦国防生产法》两次：命令通用汽车制造呼吸机和禁止3M外销口罩和医护用品，这期间失去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美国抗疫的挑战也涉及多种层面，包括缺乏戴口罩的文化，缺乏经由SARS和其他重大流行病冲击的“忧患意识”。同时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也经常与公共卫生的目标冲突。

 

比方说，1月下旬美国首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出现在西雅图的时候，当地的传染病专家海伦•朱（音译）博士想要知道这个病患是否感染了其他人，病毒是否已经潜伏在其他社区并在传播。

 

几个月来，作为针对流感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朱博士和一组研究人员一直在西雅图普吉特海湾地区出现症状的居民中收集鼻拭子。她想要将测试用于监测新冠病毒，但州和联邦官员都反复拒绝了这个想法。到2月25日，朱博士和同事们终于忍不住了，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研究室的发现显示，有一个没有旅行史的当地少年确诊为阳性，证实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国土上出现社区传染。

 

另外一个本土感染的病例是一名加州患者于2月19日被转移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中心，尽管医院提出了要求，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直到四天后才核准对新冠病毒进行测试，检测结果呈阳性。测试的延迟同样延迟了对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的跟踪。

 

当硅谷在1月下旬发现第一例冠状病毒时，当地卫生官员面临一系列问题：患者居住在哪个城市？曾与谁联系？在确诊之前曾去过哪家诊所？

 

但圣克拉拉县首席卫生官萨拉•科迪博士拒绝透露细节，基于个人隐私考虑，不会提供有关病人在哪里求诊的信息。其他医学专家认为，公众应该有权知道住家和工作地点附近是否已检测到病毒，以便采取更多措施避免接触，同时这样的资讯有助于研究人员获得分析疫情的数据，而美国支离破碎的医疗系统更妨碍了防疫所需要的信息流。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密切跟踪了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扩散，早在1月就警告特朗普新冠病毒即将爆发大流行，虽然没有预测病毒何时将传播到美国，但政府中的许多其他人却感到预警的严重性。然而他们根本无法让特朗普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在公开场合特朗普持续淡化病毒的风险，并坚称美国已做好应对病毒爆发的充分准备。

 

同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开始把全国的检测权力揽在自己手里，当疾控中心自己开发的检测盒出问题后，美国的检测系统便在停滞中制造了错误的少确诊假象。

 

 

眼睁睁看着纽约疫情狂飙，特朗普政府慌乱无序的抗疫行动，让人不禁怀疑是否他不在乎，因为疫情最惨重的地区仍然是充满移民和少数种族的穷人区。作为目前灾情中心的纽约市，华尔街精英纷纷逃往长岛的乡间别墅，但“资本”逃离“劳动力”前往“高地”避难难以长久。

 

目前有迹象显示，到4月6日为止，长岛300万人口中的确诊率（0.96%）远超过曼哈顿（0.52%），而且还在急速增加，即将成为下一个疫情热点。长岛多是宽敞、带户外空间的独户住宅，却有这样高的确诊率，同时公共卫生组织担心当地的医疗设施不及曼哈顿。

 

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到4月4日为止，纽约市有6万多例病例，至少2254人死亡。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皇后区有超过2万人确诊，每10万人中有820病例，而曼哈顿地区每10万人中有469例。

 

纽约市的低收入社区受新冠病毒的打击最重。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部分地区是疫情重灾区，这些重灾区是有色种族和移民聚集的低收入社区，而曼哈顿的大多数白人和上流社区的病例相对较少。

 

这些社区通常居住环境拥挤，居民从事的行业很多没有办法远程工作，如超市收银员、送货员或是公共运输服务员，并且移民可能担心影响移民身份资格，或因缺乏医疗保险而延误或拒绝求诊，这使移民成为最不能够自我隔离并寻求医疗保健的群体。美国政府最近推出政策照顾没有医疗保险的病患，并强调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治疗不会影响移民身份，但能否改变这个群体的行为还未知。

 

同时，美国多处出现病毒在黑人社区中的传播速度加快的情况。世代相传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因素加剧了黑人的慢性病风险，使肺部和免疫系统脆弱，这些基础病包括哮喘、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黑人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平均要短14年。

 

到4月3日为止，密尔沃基的黑人占当地945病例的近一半，27例死亡中的81％是黑人，而黑人仅占人口的26％。

 

密歇根州的人口14％是黑人，到4月3日上午为止，黑人占当地病例的35％，死亡人数的40％。底特律大多数居民都是黑人，已经成为一个死亡人数高的热点地区。另一个疫情热点是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未按种族公布病例，但该州40％的死亡病例出现在奥尔良教区，当地居民多数是黑人。

 

伊利诺伊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数据显示，黑人的感染比例远超过他们占人口的比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冠病毒对于新移民和非白人的社区造成更严重的打击。根据凯瑟家庭基金会的数据，23%的美国合法非公民和45%的非法移民没有健康保险。

 

《新共和国》杂志评论新冠病毒所暴露的社会鸿沟：垄断社会资源的1%权贵和他们周围出卖劳力的普罗大众遭遇到不同的经历和待遇。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和失业，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作为始作俑者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脱离困境，当时高盛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捍卫了造成金融危机的高管所拿到的奖金，声称“高盛人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人之一”。而新冠病毒证明了医疗保健工作者、超市货架储藏员和送货员才是使世界保持运转的人，而不是躲在高频投机交易机背后的股票交易员。《新共和国》很刻薄地说，无论布兰克费恩是在他布里奇汉普顿的乡间别墅，还是曼哈顿上西区的豪华公寓，如果没有工人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他可能不会维持很长时间。而且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利率再低也不会低到可以抽掉他肺（里的痰），也没有医护人员可以帮助他。美国自由市场思想家数十年来一直力求削减的社会服务，现在回过来使他们“感染生病”。长期资金不足的医院，企业竞相从新颖的测试和疫苗中获利更多，数百万未投保的人，以及即使感染也因经济需要而不得不上班的患者，这些都是许多企业及其代表花费数十亿美元政治游说所创建的“美国愿景”。

 

 

虽然美国已经输在防疫的起跑线上，还是有人认为拯救美国的是伟大的资本主义。《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写道：“正当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显示了资本主义的硬伤，到目前为止，这是病毒的教训：仅依靠政府官僚主义是疯狂的。就目前而言，美国能够挨过这个风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蓬勃发展，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参与者的力量，独创性和灵活性。”

 

我认为这个论点与那些把美国疫情完全归诸于资本主义腐败的论点一样片面果断。在不同的时间点和工作上，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在某些行动上，应该结合公家与私人企业行动的力量。

 

的确，相较于欧洲和亚洲，长久以来美国的企业、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在文化和慈善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既然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已经演进到不能够靠遏制的方式控制，接下来只有仰赖科技和民间的力量，大大加强检测的幅度、范围和时效，并且鼓励各种疫苗和药品的研发、实验和生产。

 

比方说，作为“加州的第一个本土化血清测试”，斯坦福大学在4月3日和4日推出一项新的检测，吸引了2500志愿者献血，检测的是针对病毒的抗体，而不是病毒本身。这可以反映检测地区多少人已经被感染，有多少没有重病并且没有意识等数据，而且可以告诉受测者是否携带潜在的保护性抗体，因此可以抵抗未来的感染。

 

这样的研究可以指导公共卫生措施和决策，显示流行病的发展方向，何时可以安全地取消居家避疫的限制，以及社区离“群体免疫”还有多远。

 

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宣布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发新冠病毒疫苗，帮助最有前途的七家制造商建立工厂。虽然最终至多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疫苗进行量产，为了避免选定哪种疫苗有效后再建立工厂浪费时间，基金会将先为全部七个工厂提供资金。

 

 

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机制将被视为失败了。此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是新冠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

 

他认为美国政府做到了避免立即发生的大灾难，但最终的考验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否可以被阻止，然后以一种维持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信心的方式和规模扭转。

 

在基辛格看来，在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的同时，美国必须同时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的开国传奇是一个围墙包围的城市，由强大的统治者保护，有时统治专横，有时仁慈，但始终强大到足以保护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国家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法自己保护这些东西。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引发了怀旧主义，在这个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才流动的时代，这座城墙里的城市正在重新崛起。”

 

在4月1日举行的白宫每日新冠病毒简报会上，特朗普称赞美国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的团结一致。他歌颂“美国精神永不屈服、永不动摇、永不可摧”，并预测当美国人“恢复正常生活”时，经济将从“被压抑的需求”中反弹。

 

事实是，某些美国引以为傲的特质，可能在防疫上不利，但如果政府能正当引导，利用其他有利的特质，仍然能有逆袭的机会。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美国精神”不应该只是一个资本主义横行的经济反弹，或是一个高墙包围的后疫情中古城市，而是一个有反思、自我纠正调节能力的真正重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