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应如何应对？

 

所有国家的防疫模式与体制，都与自身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高度相关，甚至相互间在起初阶段不会存在什么“学习效应”，更不会有什么“抄作业”的事情。这种学习效应至少要到疫情在全球大致充分展开、需要各国协调合作之时才有可能发生，“抄作业”应该是相互的。今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月26日将举行G20首脑特备峰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重大转折。

 

目前，中国对疫情控制效率非常高，也起到了显著效果。今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有四个：一是从“歼灭战”转向“持久战”，不能低估治愈者复发的潜在危险，输入性防控也要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从“战疫”转向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我主张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应再强调增长速度，所有的政策核心是稳定就业，相应地，经济政策的重心也要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向全面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更加柔性化、弹性化，应该关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心理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等；四是如何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必须更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等合作，同时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要慎重地量力而行，一方面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面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应采取的对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倘若全球经济果真陷入衰退，我们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全球暴发加快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即稳外贸、稳外资；二是如何下大力气稳定就业？

 

要知道，中国现今的产业结构与美国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我们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而这些恰恰是受到疫情影响产业链最易断裂的领域，疫情持续越是过久，越对我们不利，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海外商客户大批退单的情况；而且，一旦疫情持续过久，产业链出现中断后的全球重构必将开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更要考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大国关系、政治风险等等。疫情一旦拖延或者长期化，客观上将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即便是部分产业链出现“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或改变近四十年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就业方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民生问题，也是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我认为近期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加快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的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RCEP甚至积极加入CPTP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等。

 

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也不再是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我同意刘世锦的一个提法，“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所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也就说，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扩张内需的过程。

 

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的强化等合作，继续降低“贸易战”程度，更重要的是要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各国与世界经济的危害。大疫之下的全球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相互间的分歧，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力合作，共度难关。

 

第五，绝对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美国的“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经济的挽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现在，某些学者提出要主动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这不仅有违常识，更是反全球化的。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过1万亿美元左右，大约占美国国债的7%左右，对已经做出超级QE的FRB而言这点国债不过是小case，如此作为打击的恐怕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同美国经济的全面脱钩。要知道，FRB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在其他主要国家均已实行负利率的条件下，要确保各类资金回流至国债市场与股市，维护“美元体系”是重中之重，因而FEB通过购买商业票据、购买股票（如ETF）等方式继续进行“放水”的可能性较大，这是维护美元信用与回流的核心所在。近来，美国有些个别人和一些媒体鼓噪让中国对新冠疫情暴发和流行承担责任，进而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予以弥补的提法，值得警惕。但我认为，这些事情鼓噪一下可以，但美国政府实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除非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因为一旦如此，二百多年来美国政府累积起来的信誉将毁于一旦，那将是“美元体系”崩溃的开启，无论如何是美国承受不起的。我预计，大疫之后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区域化货币金融合作将重新开启动。这对中国是个重大机遇，因而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坚决落实去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因为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与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是吸引外资、拉住外资的问题，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是今后中国的道路选择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最后，归纳起来讲，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四十多年前期望“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处理同这个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

 

今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