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
1、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动态优化完善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在一季度GDP增速为-6%左右，二季度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和生产生活快速恢复，但受全球疫情大流行和欧美经济深度衰退影响，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可能是降幅收窄的低增长或负增长。
327政治局会议是重要转折点。
三驾马车中，未来出口受全球疫情和欧美经济衰退的影响最大，居民消费对聚集性活动可能还会心有余悸一段时间，因此投资成为最重要的对冲手段。投资的三大组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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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投资很大程度上跟出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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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以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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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建投资成为最重要的对冲手段。
概括来讲，327政治局会议对近期市场上要不要扩大内需、要不要启动“新”一轮基建的争论，给出了明确的政策定调和信号，那就是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
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
会议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包括扩大投资、扩大消费、稳定出口等。未来扩大内需的政策组合和发力点，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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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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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特别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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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符合我们前期报告《新基建、减税，钱从哪来？赤字率该破3就破3——2020年财政政策建议》。
预计赤字率从2019年的2.8%提高到2020年的3.5%，为财政政策腾出空间，明确功能财政。
增发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将主要用于基建和减税。预计地方专项债将增加1万亿至3万亿，按照政策要求专项债主要投向基建类项目。
这次提出发行特别国债值得关注，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大洪水，连续4年推出1000亿特别国债用于基建投资扩大内需。预计这次基建投资更像98年温和模式，而不是08年强刺激模式，既解决问题，又把握好度。
3、3月26日韩正副总理在北京出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
韩正强调，要积极有序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复工，组织工作专班，精准施策，打通用工、运输、原材料供应等堵点，加快恢复正常建设进度。要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安排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优先配套和支持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各地要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提早谋划，不断充实项目储备库。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发展。强化重大项目建设用地用海等要素保障，畅通审批绿色通道。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贡献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是当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我们在2月下旬以来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在市场上引起广泛关注，并被经济形势走势所验证。
如果你做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危机，没有准备是危，有准备是机。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4、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预计未来货币政策继续保持适度宽松、但不大水漫灌，主要是配合财政政策稳增长。
相对美国无上限QE和2万亿美元大规模财政刺激，中国财政为主、货币配合的政策组合长期效果更好、短期代价更小，而且在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上也更精准。
实际上，中国在抗击疫情、恢复生产以及随后扩大内需的政策上，从国际比较看都更科学专业，走在了全球前面。
5、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中国没有采取美国发消费券的直升机撒钱模式，更多地采取以工代赈的模式，更有助于形成鼓励劳动的价值观，更有助于扩大就业，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6、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社会上有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民粹的业余的。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
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新内涵。
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7、不同于“洗洗睡”“离场论”等悲观言论。我们一直保持对中国经济的客观专业建设性分析。我们大部分人都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我们的家园，虽然她并不完美，但是她充满希望，我们都不是看客，而是建设者，奋斗者。
我们致力于实战经济学，提出“只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新5%比旧8%好”“新周期”“新基建”。这些观点一开始备受争议，但都被形势演化所验证，也逐渐成为共识。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主要观点：
1、搞基建要比不搞基建好；
2、发达地区：新基建要比老基建好；
3、欠发达地区：老基建也不赖；
4、投大项目和企业股权，可能比搞基建还要好，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人而非物！
5、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突破，将改变经济竞争格局。
最近，新基建备受关注。何谓新基建？新基建相对于老基建而言。
老基建，即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铁公鸡”（铁路、公路与机场）、港口、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伴随基础设施建设而兴起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近十年里，更是不可替代。本公众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除了平台和地产，金融还能做什么，除了金融，我们还能做什么？》，以调侃的笔法描述了近些年经济和金融现状。
平台业务历经十年而不衰，这从事实上已经证明：搞基建比不搞基建好。
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没有主体将储蓄进行投资，经济将有可能出现失衡。高储蓄率必然带来高投资，由于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在没有新的产业突破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必然下行。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回报率一路下行，引发关注。
储蓄和投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处于农业社会的财主，某年大丰收，粮食吃不完，于是建立粮仓储存，但是粮食必然要经受虫吃鼠患。这种储蓄行为是一种负收益的投资。然而，财主对于接受这种负收益投资的现状心安理得，谁叫你当期舍不得吃掉！
中国的高储蓄，必然会带低回报的投资或是负收益的投资。当然，还有一种做法，财主将粮食做慈善，送给村里的贫苦人家。这是另外一种刺激经济的方式，像国外还有香港地区，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通过提高当期的消费率，降低了高储蓄，从而也能够解决高储蓄下的低投资回报问题。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和背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存在阶段性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一种情况下任由资本流向回报率更高的海外为资本创造高回报，另一种情况是将资本强行锁在国内进行低回报的投资，哪个对于国家更加有利？中国的国内投资回报再低效，也要强过海外投资移民的“为他人作嫁衣裳”。
很多人担心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度，会挤压民间投资。这种担忧在20年前中国资本欠缺的时候，或许有必要，而在当前资本过剩的阶段，这只是一种感觉，并无实践经验支撑。因为政府投资并没有带来利率的上行，反而是近年来利率一路下行。利率下行，从事实上表明资金并不稀缺。
当前在疫情冲击之下，消费、民间投资等都受到影响。短时间内，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避免经济萧条，势在必行。
当前的民间投资出现问题并不是资金不足，而是结构失衡。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过剩，而创新经济领域的投资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
根据各类信息，新基建包括以下几个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除此之外，还有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根据笔者翻译的《PPP与基础设施融资》一书内容，国外将基础设施分为几大部门：交通部门、通信部门、能源部门、水力和污水处理部门、废弃物管理部门。该书给了一个基础设施的定义，是指“包括确保任何经济体能够运行的人造设施”。该书还提供了基础设施的通用分析框架，有兴趣者可以关注。
按照这一分类，“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还是属于传统的基础设施范畴，并没有太多新意。
真正体现出新意的基础设施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除此之外，还有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这类基础设施的新意在于其鲜明的产业导向。国家推出新基建，目的在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性和产业针对性。
当前，国内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着不平衡的现像。
对于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传统的基础设施普遍落后，仍然存在投资价值。
而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传统的基础设施存在相对过剩现像。虽然这些基础设施仍然存在一定投资价值，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存在机会成本，资金投向于传统的基础设施，挤占了原本可以产生更大价值的投资。新基建对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针对性更强，推动作用更加直接，投资更有价值。
然而，新基建相比老基建，虽然有了进步，但是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真正问题。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人”！从储蓄向有效投资的转化角度，只有从“投资物”向“投资人”的转型，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
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基建不如大项目，也不如创新企业的股权。体现两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就业结构的变化。
试举例子说明。大飞机项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成立中国商飞公司，搞大飞机项目带来的对航空科技产业推动的贡献，远远超过修机场。因为修机场带来不了航空高科技人才的就业，也无法沉淀高科技方面的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
根据当前的统计局的投资统计，最终还是落在一堆钢筋、水泥，设备等等。这些投资带动的就业，更多的是农民、工人和工程师。对于顶尖创新类人才的就业提供，贡献并不大。
中国要想真正发展起来人工智能的产业，莫如成立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政府出资，从国内重点大学大量招聘博士硕士、从海外引进顶尖专家，针对计算机编程语言、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专家系统软件等进行研发，并且推向市场。
这类操作带动的是高端的就业。当前国内就业一个结构问题就是普通工人供不应求人力工资上涨而大学生就业艰难所学无用武之地。
财政的这种支出，体现在国民经济统计上是消费，因为大量的钱被人员工资福利所消耗。然而，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支出的效用，可能要比投资购买先进设备，打造基础设施更高。会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费用资本化。这类消费，也是一种投资。
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的投资率被高估而美国的投资率被低估。美国的NASA（航天总署），招聘了大量的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等等，进行各类大项目研发。这些研发本身未必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却提供了高科技人才的就业，为创新经济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创新型的科技人才！难怪Google的首席执行官曾称Google最大的竞争对手是NASA。
当前在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执迷于物的投资，将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投资损失。
以5G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例。从3G到4G到5G，这种技术改进，仍然只是一种线性的渐进的改进。而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改进，有可能是非线性的，跳跃式的。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基于新的科学原理如量子通信，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可以通过发谢100颗卫星，覆盖全球通信。这种情况下，所有5G的基础设施全部报废弃。之前美国的铱星计划就是准备这么做的，只是后面失败了。
以会计学的语言来讲，固定资产的折旧分为自然折旧和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折旧。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后者的折旧有时比前者要大得多。
日本人就吃过这种苦头。据称日本人曾在80年代提前储备了很多技术，比如随身听（Walkman）和磁盘，据说储备的好几代技术可以供后面20年使用，可惜后面出了MP3和U盘。中国其实也吃过不少类似苦头。刚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线，才没生产几年，马上又有新一代的产品出来了，旧有的生产线成本都还没有打回，就惨遭淘汰。
套用一句“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话，“授人渔，不如授人以发明制造渔具的师傅”。花钱引进生产线，远不如国内形成不断推出新的生产线的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更多的不是依靠物质，而是人才。
当前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转型。
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一般工程师和普通劳动力属于同等水平，因为大量一般工程师的工作，能够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一点就好比借助计算器，小学生计算数字和大学生处于同一水平，是一个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顶尖的创新型人才，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21世纪的竞争，最终是“高水平”人才的竞争。
曾几何时，清朝的GDP雄冠全球。从数量来讲的人力资本，远超英国。但是英国的科技进步引起的产业革命，重新定义了人力资本。这形成了英国相对中国的不对称的优势。基于笔者有限的科技素养，但是笔者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等相关科技进步，也有可能重新定义人力资本，改变经济竞争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