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有望筑底

 

2019 年，全球经济阴云笼罩，经济增速逐季降低，全年 GDP 增长预计在2.6%左右，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全球经济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整体下行中出现区域分化。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反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使得悲观预期蔓延至全球。制造业遭受最大冲击，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6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全球经济走势从“潜在下行”转向“实际下行”，约 90%的经济体 GDP 增速出现下调。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下行幅度有所分化，2019 年美国、欧元区 GDP 增速较上年下降幅度超过 0.6个百分点，而亚太、中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受益于国内需求强劲、财政支持、结构性改革等因素，GDP 增速下降幅度较小，个别国家增速甚至不降反升。二是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全球超过 30 个国家或地区先后宣布降息，其中美联储由 2018 年的加息改为 2019 年的连续三次降息，欧洲央行再次下调负利率，日本央行修改前瞻指引，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等国也多次降息，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再宽松”。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但也压低了全球投资回报率，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追求高收益资产等冒险行为，增加金融风险。三是经济运行日益“金融化”，逐渐从实体驱动阶段转向金融驱动阶段，其突出特征就是高流动性、低增长、低通胀与高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尽管全球经济实现了复苏，但复苏力度不强，增速始终低于危机前平均水平。在实体经济需求不旺的背景下，高额的流动性没有推高主要国家通胀水平，资金反而流向资本市场，导致主要股指屡创新高、政府和私人债务高企，金融系统性风险逐渐累积。

 

展望 2020 年，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可能在上半年延续，下半年有望筑底，全年经济增速约为 2.5%，较 2019 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主要基于以下判断：

 

一是总体经济增长动力不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继续分化，且大型经济体带动作用下降。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复苏未有起色，对全球 GDP 增长贡献率超过 50%的美、欧、日、中四大经济体增长动力减弱；另一方面，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遭遇严重政治冲突或曾面临严峻经济困局的国家有望自历史低位恢复增长，但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脆弱，从而限制了增长反弹的空间。因此，即使全球经济在 2020 年下半年复苏，也是弱复苏，犹如“建在沙砾上的高楼大厦”，不排除继续下探的可能。

 

二是全球贸易摩擦未见根本好转。当前，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基本完成，随协议进展双方可能将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贸易战由加征关税而起，如果两国能取消加征关税，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降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但中美贸易谈判仍存在变数，任何一次反复都将影响市场预期，导致市场动荡。与此同时，美欧、美日、日韩等地区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全球贸易多边协调机制面临失灵。

 

三是国际直接投资依然低迷。近年来，受保护主义影响，全球投资限制措施不断加剧，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自 2016 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2018 年全球 FDI减少 13%，至少有 22 项大型并购交易因监管或政治原因被撤销或冻结，这一数字是 2017 年的两倍。2019 年上半年全球 FDI 较 2018 年下半年继续萎缩 23%。随着美国税改因素消退、资金回流美国减少，未来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能小幅回升，但总体规模仍然低于过去十年平均水平。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局势紧张、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直接投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四是全球政策调整空间有限。我们预计，全球主要央行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操作。然而，经历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周期后，当前货币政策空间普遍收窄，同时长期低利率支撑宽松金融状况存在代价，不但难以完全抵消周期性因素及贸易摩擦等巨大冲击，也将埋下风险隐患。在此情况下，加大财政政策成为重要选择。然而，高额的政府债务限制了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扩张空间。2019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达到104.1%，预计 2020 年这一比率将进一步上升至 104.8%。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债务总额近 23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106.2%，2020 年预计这一比率将升至108.0%。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那些国内需求强劲、相对不受贸易冲突负面影响、财政赤字较低的国家，如东盟国家等，将更有能力抵御经济放缓，而印度等“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国家以及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中东、拉美国家则难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