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

　　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

　　产能过剩的局面

　　《金融时报》记者：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全球经济元气大伤。虽然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17年实现了超预期的同步增长，但似乎没能逃脱十年魔咒，在2018年再次呈现分化态势。甚至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已经见顶。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苏剑：在全球经济形势中，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要想让经济持续增长，就得不断扩大需求。目前扩大总需求的方法主要就是财政、货币政策，但这两个政策刺激出来的需求，一般是劣质需求。

　　为什么说是劣质需求呢？以投资为例，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息率来刺激投资的，随着利息率的降低，投资是可以被刺激出来的，但这些被刺激出来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是越来越低的。例如，利息率10%的时候，收益率在10%以下的项目没人考虑，但如果利息率降到8%，收益率为9%的项目就是好项目了。问题就在于，如果利息率又提高到10%，那么此前刺激出的这些低预期收益率的项目就是亏损的。若这些刺激出的低收益率的项目规模很大的话，就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是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结果也是类似的。当前，不用说财政政策本身刺激出来需求质量是怎样的，仅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政府债务问题就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当今世界，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市场就成为最稀缺、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市场呢？最终还是要扩大消费需求。此时，就不再能简简单单的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了，扩大消费需求要的是扩大优质需求。那么优质消费需求从何而来？在我看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供好的，或者是新的消费品，比如，手机、互联网计算机，这些曾经都是新的消费品，形成了新的消费热点。这些产品便利了我们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更高的边际效用，消费者愿意花高价去购买。对于企业而言，生产这些优质消费品也能够得到更高的收益率。所以，与之相关的投资就是优质投资。可见，若想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就必须有产品创新，而且是不间断的创新。

　　通过1990年到2005年美国经济走势和联邦基金利率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利息率和经济增长率同时都高。按照目前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要稳增长的话，利息率应该是低的，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恰恰是利率和增速同时走高的。因为当时经济中有大量的消费热点，因此也有大量好的投资机会。这么高的利息率，企业还愿意投资，因为当时投资的收益率更高。所以2000年之前，美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优质的消费需求拉动的，那时候经济是高速、健康增长的。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中产品创新的速度降了下来，当经济中没有了新的消费热点，于是经济开始衰退。美国政府开始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从2000年开始，美国开始降息，利息率一度降到了1%左右。在美国的利息率为6.25%的时候，收益率在5%的项目都是差的项目，但是到了利息率降到1%的时候，收益率2%的项目都是好项目了。这样的政策就把美国经济迅速从危机中拉了出来。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到了3.5%以上，开始过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经济过热的根源是需求过旺。这样美联储就开始加息，于是从2004年6月开始到2006年6月份两年时间里，利息率从1%一直加到了5.25%。于是利息率1%的时候投入的很多项目，就成了坏的项目，且开始亏损。那么，那段时间投资到哪里了呢？其实就是与次级贷款相对应的住房投资。利息率1%的时候，很多家庭获得了住房投资贷款，能还得起月供，利息率到5.25%的时候，好多家庭就还不起月供了，就断供了，次贷危机就这样爆发了。美国最近几十年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一个明显的案例。

　　此时，若想让全球经济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彻底走出来，就需要一次能够带来新的消费热点的科技革命。但遗憾的是，这个科技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科技革命出现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将长期低迷下去。

　　调整供给侧

　　以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产能过剩这一世界问题，各国目前有哪些应对之道？

　　苏剑：没有新产品，对于任何老产品的消费终有一天会达到饱和。产品消费一旦达到饱和，人均消费就无法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想扩大消费，就必须给公众提供新的消费品。而当前，恰恰是新的消费品短缺，产品创新受阻。于是对全世界来说，整个市场的规模，也就是总需求的规模就这样存在上限。全球经济的蛋糕就这么大，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就只能是抢蛋糕，于是出现了世界经济战。

　　此次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其实是这场世界经济战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经济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在全球各国的国内。因为你要想抢蛋糕，首先得有竞争实力，所以世界各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于是就出现了供给侧的调整，德国就是“德国工业4.0”、美国有“美国制造2020”、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巴西有工业强国计划、印度有国家制造业政策等等。这些都是在做供给侧调整，目的就是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能够在全球市场中抢到一块更大的蛋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是全球性供给侧调整的一部分。在供给侧调整方面，除了促进技术进步之外，全球各国还在尽力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来看美国的做法，一方面大幅减税，将企业税率下调了10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又简政放权。所以美国经济在当今全球中一枝独秀。在没有产品创新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总的市场规模就这么大，美国经济好了，就意味着它抢到的蛋糕大了，别的国家能得到的份额就小了。这就是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但美国采取的主要是供给管理政策，同样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这些政策的效力开始衰减，美国经济也会逐步走弱。于是，最终也会不得不再度求助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美国的降息以及全球性降息就是全球总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各国抢蛋糕的举措，也是全球经济战的一个战场。

　　贸易摩擦

　　呈现出长期化迹象

　　《金融时报》记者：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分割蛋糕，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存在必然性，自然就有长远性。您如何看待全球各国之间贸易摩擦的演进？

　　苏剑：我认为下一阶段，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将越来越严峻。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但问题是在这场经济全球化中，只在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人的流动方面却没有变化。受到各国国籍的限制，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事实上，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要素里的资本也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当然不能自由流动，但是人可以自由流动。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由于各国国籍的限制等等，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就产生了问题。劳动力素质的调整成本很大，例如，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结构，按教育水平划分，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技校毕业的学生以及甚至没上过学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结构是很难调整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发达国家也一样。

　　这样一种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是流入的。资金流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得到资金之后，经济就可以发展，就有了更多的企业，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就业，于是收入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政府来说，税收也就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是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例如，最近这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各个阶层都从全球化中获益了。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是对外投资，一个是对外贸易。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一般投资的收益率相对较低，而全球有些国家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因此出现了资金外流、投资到国外的现象，这导致了本国的各个行业相对萎缩。本来该配置到本国经济当中的资本流到了国外，同时本国的低端劳动者丧失了就业的机会，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对外贸易方面也一样，商业资本家获益，可以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样是低端劳动力受损，本国的相关产业萎缩，失业上升，工资下降。可见，不管是对外投资还是对外贸易，对发达国家来说，都是资本家阶级获益，而劳动者阶级受损。

　　这样的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精英阶层从全球化中获取了最大的收益，而这个代价却是由那些低端的劳动者所承受的。于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之间出现了对立。美国和英国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都不是偶然性事件。美国和英国都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国家，虽然精英阶层把持着媒体和其他的各种话语权，但草根阶层人数众多，具有天然的优势。于是，美国方面特朗普当选，英国方面现在也换了首相。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抬头，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总统，必须保护草根阶层的利益。在草根阶层的劳动力素质难以调整的大背景下，对外就只有一个办法，即贸易保护——通过加税来给这些工人提供一个保护层。所以，接下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将越来越明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终可能会出现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分裂的贸易圈，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做生意，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做生意。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将提高贸易壁垒，因为如果不提高的话，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发达国家国内的低端劳动力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草根劳动者，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都低得太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等各种要素成本都比较低，从这些发展中国家进口东西也比较便宜，资金流到了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打垮了。可以看到，当前发达国家之间在谈三零协议，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从这个角度看，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全球贸易格局将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全球化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