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智库动态︱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与未来方向

2010年中国GDP赶超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体。建国70年来中国经历了哪几个经济阶段？我们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会带来怎样的指导？

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于京召开。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与经济领域重要学术带头人，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用专家演讲与平行论坛的形式，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经济国际话语权进行了主题讨论。

发展经济学应解决落后经济体面临的发展悖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理论有重要贡献，但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都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演讲中谈到，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落后经济体面临的发展悖论，即如何在技术、资本、管理等多方面劣势的环境下，快速追赶发达经济体。

樊纲提出，虽然相对的落后经济体在发展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但在追赶过程中依然在生产要素方面占据三类优势。首先是比较优势，如低劳动力成本；其次是后发优势，其作为后来者获取知识的成本相对较低；最后是本土优势，本土市场空间较大，而且凭借本土关系优势，可以使发展初期阶段的交易成本和营销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落后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有三个必经阶段。第一阶段以比较优势为主，通过低成本来获得经济增长。第二阶段则是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结合，落后经济体在这一阶段中的一个依靠学习与模仿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依然存在。第三阶段中比较优势不再明显，落后经济体需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来追赶发达国家。

关于第三阶段，樊纲以近期的中美贸易谈判举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逐渐失去了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而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必须要放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进行。

樊纲认为，就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言，后发优势依然重要。跨国公司在现阶段占领了大量的国际市场，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需要保持学习心态，吸取成功经验。

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开幕式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图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怎样形成的？

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标志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认为，国家经济转型可以用衰退率与农民乡土黏度这两个标准来衡量。

刘守英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很大的一个差异就在于衰退率的不同。发达国家得益于政治形势更平稳、秩序更成熟，其经济衰退率能逐步下降。然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政治动荡或社会秩序不稳定，会减损经济体长期的经济绩效，从而使国家经济衰退率居高不下。

第二个标准是农民乡土黏度，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指标之一。刘守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表现并不差，可参考的指标由农业与工业分别占GDP份额以及城市化水平，这些数据都在逐渐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结构转变情况趋同。

在趋同的数据结果下，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转型的趋势相比是否有特殊之处？

刘守英在演讲中总结，中国从建国来的几次主要经济政策在客观上没有改变农民乡土黏度，所以出现了三点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离土程度要小于农民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第一产业的就业依然达到将近三分之一。其次，中国农民的入城率小于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程度较低。而且，中国的农业成本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但世界各国的农业产值与就业率份额趋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单位回报率高。

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也体现在行政官员系统的设计上。对比中印两国的公务员体系特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Pranab Bardhan分析了中国公务员系统对改革开放后经济成就的影响。

对比印度只通过简历筛选的方式，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系统选拔官员更规范，中国的官员也有更多接受职业培训的机会，在整体管理上也没有出现如印度一般过度官僚化的情况。Bardhan认为，这些特点让地方官员更有能力整合资源集中关注地方的经济增长。

Bardhan也指出，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定标准不能以地方经济增长作为单一指标。中国公务员的升职体系意味着，一个人在政治生涯中职位晋升得越高，地方绩效因素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参与程度会越来越少，反而是其个人在政治系统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越发重要。而这也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需要重点防范。

Pranab Bardhan发表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图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依靠什么？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近年来有放缓的趋势，“十二五”时期从10%降到了7.8%，“十三五”则降到了6.2%。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这种现象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二元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进入了下一阶段。

蔡昉提出，中国经济当前就处于著名的刘易斯拐点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逐渐减缓，需要花费时间培养能够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蔡昉重点强调了改革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无论是挖掘传统产业潜力还是开发创新源泉，都需要改革支撑，而下一阶段的改革会比以往更有可能触及既得利益群体。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世锦在演讲中也强调了创新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创新不需要过分担心重复建设造成所谓的资源浪费，而要鼓励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竞争。

刘世锦以汽车产业为例，如果目前全世界知名的大型汽车公司只有三到五家，并不意味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只需要出现三到五家汽车企业，因为允许五家汽车企业与市场竞争最后留下五家企业的意义是不同的。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得出一个产业中企业运营的最佳方案，鼓励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在多次试错后及时发现和利用机遇、应对挑战。

林毅夫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闭幕式上进行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图

在会议闭幕式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谈到，学者与决策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时需要注重观察中国经济本身所处阶段的特性，用西方一些成熟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是将发达国家作为最优，在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而最终并没有解决这个差异。因此，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性纳入理论体系中，从而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