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蕴含增长新机遇，并将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率改进、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产业互动融合、深度参与全球化等六个方面带来增长新动能。

 

新时期产业升级的六大新动能

 

 

（一）结构优化带来的新动能

 

一是服务业快速发展带来三次产业间的结构优化。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且持续提升，服务业增速保持了对GDP和第二产业的“双超越”。至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达到52.2%，高于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但与国际一般规律相比，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仍然偏低约10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经济中的重要动能。

 

 

二是各产业内部结构呈进一步优化趋势。例如，在农业内部，蔬菜将进一步绿色有机化，木本油料等健康产品潜力不断释放，优质奶制品、牛羊肉、禽蛋和水产品将进一步发展；在非农产业内部，随着制造业从重化工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升级，金融、商务、法律、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经验，我们预计，今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持续较快上升，2025年有望达到26.6%。另外，随着居民消费的持续升级，医疗保健、休闲文娱教育等满足发展享受型需求的服务行业也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二）质量提升带来的新动能

 

我国正处于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从“数量追赶”向“品质追赶”转变的重要阶段。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早在2011年，我国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手机、玩具、彩电、空调、个人电脑、数码相机、电话等产量占世界的48%、70%、45%、67%、46%、57%和50%。不少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经验。例如，我国纺织行业和服装行业，在2014年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5%和40%。即使是美国在纺织行业历史上最高也仅仅占有不到15%的市场份额。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市场空间看，制造业数量增长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但质量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

 

从历史经验看制造业质量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课题组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质量升级对企业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中国制造业综合质量水平年均提高10%，将推动GDP增速提高0.5—0.8个百分点。

 

（三）效率改进带来的新动能

 

农业效率提升潜力巨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0.8%,其中农业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为年均2.8%，农业技术效率年均为6.5%。中国农村经营规模变量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呈现“U”型，当人均经营面积超过0.45公顷时，经营规模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目前，中国人均经营土地面积为0.49公顷，说明当前继续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能够有效地增加农业技术效率水平，更好发挥经营规模的规模收益。

 

制造业正处于效率提升驱动增长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仅为22美元/小时，相当于美国的1/6、德国的1/8和日本的1/9。中国制造业整体高技能劳动力比重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制造业中的高技能劳动力比重，显著低于服务业中的高技能劳动力比重。

 

效率提升是未来服务业发展的主旋律。以美国为标杆，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呈缩小趋势。2013年，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美国的42.4%，假设将来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实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那么中国GDP的规模将比存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现有水平增长71%。

 

（四）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带来的新动能

 

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层出不穷。智能制造、电子商务、快递、融资租赁、节能环保、健康服务等新兴行业以及地理信息、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兴起和快速成长。伴随中国制造战略性规划的稳步推进，一大批传统的制衣、家电、化工等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延伸了价值链，形成了新的增长空间。服务业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则更加突出，以网络零售为例，2010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仅有5131亿元，2013年突破1.8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16年进一步升至5.2万亿元。而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正在培育诸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一系列新模式。

 

（五）产业互动融合带来的新动能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创新为主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依托，产业的跨领域、跨行业深度融合，将成为经济增长极具活力的源泉与动力。

 

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一方面，许多制造企业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甚至是服务解决方案转变。另一方面，掌握核心技术或业务的服务企业，通过定制、贴牌生产等方式嵌入产业链，实现服务与制造的互动发展。

 

随着中国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各行业服务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中间服务投入与GDP的比例仅为39%，远低于欧元区国家62.5%的水平，整个经济对中间服务的需求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六）深度参与全球化带来的新动能

 

制造业通过“向上走”和“向外走”可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许多企业不仅在海外投资建厂，还开始到其他国家建立研发机构，或与其他国家优势企业进行联合重组。这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优势资源，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实现“向上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在部分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国际需求相结合,有利于加快构建自身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具有“向外走”开展投资贸易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巨大空间。

 

另外，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发展潜力很大。2010年，中国服务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和4%左右，低于欧盟国家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服务业各领域的有序开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有望不断提高，并将成为外贸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深化了全球的区域经济合作。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各国的互相联系，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制约中国产业升级新动能释放的主要因素

 

当前，释放产业升级新动能，面临一系列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方面的制约。

 

一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少政策措施没有及时调整，阻碍了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例如，农产品保护价制度约束了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限制了市场化竞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导致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够，配置效率低。

 

二是公平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竞争环境不公平，导致“优不胜、劣不汰”，是新动能释放的重大障碍。例如，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在发展空间、资源获取等方面还存在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产权保护不到位；电力、铁路、邮政、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部分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力为竞争性业务牟利；一些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凭借强大的技术、市场和资金实力，形成新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

 

三是标准支撑不够与监管有效性不足。与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目前，我国相关标准体系建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标准体系建设还明显滞后。监管能力不足与尺度不一现象较为突出，不同地区在服务业发展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方面的监管标准、执法尺度不一，很容易引发监管套利。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也打击了企业创新积极性。“原创不如山寨赚的多，罚的不如挣的多”现象较为普遍。包容新业态和新服务的审慎监管体制有待加快探索。

 

四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发展能力需要提升。创新发展首先需要创造性人才，我国技能型人才的规模、结构、质量，还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技能劳动者的供求倍率在1.5以上，高级机工在2以上，供需矛盾突出。国际化、高科技含量、研发设计团队和技术骨干等高端复合型人才也存在明显的缺口。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也制约了新产业新模式的发展，一方面，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征信体系发展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专业化的信用服务机构发展缓慢，服务能力薄弱。信用奖惩联动机制有待建立。

 

五是开放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服务业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一些隐性壁垒仍然存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投资审批、外汇管理、人员出入境、金融支持等还有较大改进空间，专业化的境外投资服务发展不足，与中国制造“走出去”缺乏有效协同。

 

政策建议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

 

一是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需要适应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以减少劳动力在区域间、行业间和不同所有制单位就业岗位之间的流动障碍。

 

二是要加快金融领域改革。包括研究民间合作金融发展管理办法，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通过贷款担保或保证保险费用补助、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建立增加有利于新动能培育的信贷投放长效机制。

 

三是要推进农村土地等要素市场改革。从承包地、宅基地和其他集体建经营性设用地等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农业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

 

（二）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要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核心，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建立健全公开透明、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

 

二是要进一步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特别是在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人力资源等领域，对能够实行市场经营的服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增加市场供给。

 

三是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严厉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依法对竞争性领域大企业集团的市场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

 

（三）加快监管体制改革创新

 

一是加快从前置性监管向过程性监管转变。要按照“批管分离”的思路，建立市场监督的预警防范机制、问题发现机制和依法查处机制，由注重前置性监管向注重过程性监管转变，由以行政监督为主向消费者、中介组织广泛参与的全方位监督转变。

 

二是加强政府监管机构的协作，防止差异化监管，要全面规范监管自由裁量权，着力加强监管部门在数据收集、运行监测、信息共享、专业知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促进不同部门间监管标准、信用信息和认证等方面的融合统一，避免多头执法、交叉执法、重复检查。

 

三是创新新产业新业态监管方式。坚持包容创新、守住底线，针对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医疗器械和新型诊疗技术、新媒体、新能源、大数据等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大力探索适应于行业发展实际的监管方式。

 

（四）促进产业价值链升级

 

一是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企业沿微笑曲线两端升级。通过完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技改投资的税收抵扣力度，对技改投资提供一定的补贴等多种措施，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为进一步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奠定基础。

 

二是顺应新一轮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着力推进智能制造。特别是加快组织实施智能制造示范工程，促进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应用。扶持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和大数据示范应用，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众包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

 

三是优化产业布局，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配套优势。鼓励产业园区按照产业链配套原则进行集聚，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推动产业在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

 

（五）深化产业发展的互动融合

 

当前，要着力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制造企业向创意孵化、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产业链两端延伸，建立“产品＋服务”盈利新模式。另一方面，搭建服务制造融合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电子商务集聚区，系统构建信息、营销、售后等个性化服务体系，柔性制造、智慧工厂等智能化生产体系，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等社会化协同体系。依托制造业集群，聚焦共性生产服务需求，加快建设生产服务支撑平台。支持高质量的工业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建设。

 

（六）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一是深化国内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外资准入管理，提高市场准入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把服务业开放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在坚守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扩大先进新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进口，以及国内急需的研发设计、环境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二是支持“走出去”企业布局全球网络。围绕关键短板和战略需求，健全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国内企业以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联合投资等方式，高效配置全球人才、技术、品牌等核心资源。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鼓励开展重大项目国际合作、工程承包和建营一体化工程，加强“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走出去的协同配合。发展集群式对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链向海外延伸，构建跨境服务产业链，增强产业全球布局和资源配置能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9月27日